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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一期我想我們不得不暫停一下關于城市旅遊IP打造的話題，而就着前段時間的一則新聞聊一聊曆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發展的事兒。

怎麼說，我想起小時候學古文，就是選自《左傳》的那篇《曹刿論戰》：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将戰，曹刿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這裡多說一句，今天又不少史學家考證，曹刿這哥們其實就是司馬遷寫《刺客列傳》裡劫持齊桓公那曹沫。

扯遠了，還是說回來， 我覺得曹刿當年批評魯國當政者“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這八個字用在我們今天個别搞城市規劃官員身上也是恰當的。當然，話說得有點刻薄，這樣不好，亦不能一概而論，我确實也見過不少有作為有見識的地方文旅口的領導。

隻是前段時間在《南方周末》上讀了《聊城、大同、洛陽等被通報，誰将首次告别“曆史文化名城”？》這篇文章之後，實在是有些想法不吐不快。那麼就借着這件事兒，今天來聊一聊我個人對于曆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發展的看法。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南方周末》這篇文章。事情起因呢是2019年3月25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下發的一份《關于部分保護不力國家曆史文化名城的通報》。在這份通報中，聊城、大同、洛陽、韓城、哈爾濱五座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因“曆史文化遺存遭到嚴重破壞，曆史文化價值受到嚴重影響”而受到通報批評，并被要求限期整改。

一個一個說，這裡面聊城應該是最不像話的，所謂“拆真建假”，古城被“改造”得越來越新。據說一組谷歌地球圖片見證了這座千年古城的十年大變樣：2006年，古城街巷縱橫，保持舊有格局；2011年，一片廢墟，幾乎隻剩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光嶽樓等幾處完好的建築；2017年，廢墟上擠滿了嶄新的仿古别墅。

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委員會副主任、曾籌劃和主持了平遙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的曹昌智非常惋惜地說：“古城裡的傳統格局和曆史風貌，全毀了”。 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也曾點名批評聊城“拆真名城，建假古董”。

而比較有争議的是大同，因為開創古城保護“大同模式”的耿彥波于2019年年初辭去太原市長一職還引發了網友讨論。此前，耿彥波離任大同市長時，萬人為其送行。有一部紀錄片叫《大同》，沒看過的朋友可以看看，拍的特别好，真心感人。而大同的改造也基本得到了民衆的支持。

不過這一次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學委會副主任委員張廣漢參與了對大同和洛陽的評估檢查，他認為，“耿彥波修的仿古建築，是他從榆次（耿彥波曾改造過山西榆次老街）帶來的晉中風格，和大同本身的雁北民居并不相符。”在很多人眼中，“拆真名城，建假古董”顯然不對，但拆掉老城區破舊的民房、将居民安置到小區樓房的做法，确實能赢得當地居民的支持，大同便是典型的例子。

大同古城保護和修複研究會的一位人士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城市的功能，歸根結底是居住和生活，發布（通報）的人不居住在這個城市，古城保護的是好是壞，大同老百姓最有發言權。”

他回憶，在耿彥波主持的古城改造前，古城無論是道路還是房屋都破落不堪，滿街的污水，上完廁所都倒在馬路上，居住條件極其惡劣，而現在，市民們看到城市的變化、居住環境和空氣的改善，心裡自然會有一個判斷。他認為，“被拆掉的民居有價值的很少，即便看上去比較好的房子也是包磚的土坯房，難以像南方磚木結構的民居那樣修繕後繼續使用，土坯房一落架大修，馬上就塌了，這是實際情況。”

但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古城保護者姚遠認為，居住條件惡化不是拆除曆史街區的理由，反而表明了當地政府在曆史文化街區的社區治理、民生改善工作上存在嚴重的短闆。“這是因果倒置。”

曹昌智也認為“真實性和完整性” ，是曆史文化名城保護中的兩個原則。以平遙古城例，“平遙的建築基本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了，也沒有要求古城居民全部遷走，旅遊不是一樣發展得很好？旅遊為古城居民提供了工作，他們就能留下來并且安居樂業。”

其他幾個被點名的也差不多都是類似問題，反正孰是孰非網上各種口水，因為咱們之前節目錄過大同，也錄了洛陽，這兩座城市都是國務院頒布的首批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如果真有那個被除名，實在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聊城不太熟，就着大同這件事兒我倒是想起《大同 》那部紀錄片，我記得在紀錄片中耿彥波市長在大同一個美術館揭幕的時候和來賓邊參觀邊聊天，他的原話大體是說：“我覺得一座城市永恒不變的魅力，唯有文化，你到羅馬去，到巴黎去，最吸引你的是什麼，還是文化，誰關心巴黎的GDP有多少？”

當時看紀錄片的時候，我覺得說的真好，真是一個有人文精神的市長，當然也有雷霆手段，這一點片子裡也無隐晦。不過我想說得是，關于文化保護與政績民生的關系，其實并不是現在才有，也不是中國才有。

山西大同·老胡同

耿市長談到的有文化魅力的巴黎，其實就是一位法國耿彥波的傑作。就是下圖這哥們，奧斯曼男爵，右圖是為紀念這哥們現在矗立在巴黎奧斯曼大街的塑像。當時應該是巴黎市長，從1851年起就是他曆時18年在巴黎搞了一次大規模城市更新運動。

奧斯曼男爵

可以說沒有奧斯曼就沒有今天的巴黎。今天我們看到的美麗的巴黎就是在奧斯曼的執政期間改建的。事實上任何一個現代政府想推動一次大規模的拆遷都是不容易的，奧斯曼當年遇到的問題也一樣。不過這哥們的優勢是和當時的拿破侖三世關系比較好，老大在背後挺他，所以可以毫無顧忌的甩開膀子幹。

據說這哥們用手指在巴黎城市的圖紙上畫出一條條筆直的大道，手指劃過之處，立刻被推到重建，很多沒“暫住證的外來務工人員被無情的驅逐。”

這次改造的效果怎麼樣呢？從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看，我們當然覺得是非常成功的，或者也可以稱是無以倫比的或者是輝煌的，因為它一改老巴黎的髒亂差，街道狹窄污水橫流傳染病肆虐的局面，一座美麗的城市畫卷在他的意志下從塞納河畔緩緩攤開。

但是從那個時候起，批評的聲音一直就不少，很多專家學者傷心欲絕，說：“奧斯曼揮動的刀子将老巴黎的曆史延續性毫不留情地斬斷。西岱島被鏟平、一些街區在地圖上被抹去，老巴黎就這樣消失了。” 最有名的是法國政治家、曆史學家朱爾·弗朗索瓦卡米爾·費裡(Jules François-Camille Ferry）的一段感歎，他說：“我們眼含熱淚，緬懷着過去古老的巴黎，那屬于伏爾泰的巴黎……那1830年和1848年的巴黎。

我們眼睜睜地看着宏偉壯麗的新建築拔地而起，卻造就了滿城的混亂，隻見庸俗之風大行其道，我們能留給後輩的，隻是物欲橫流的現實。”

對于這件事兒奧斯曼本人是這樣反駁的，“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曆史建築、有珍貴藝術價值的承載回憶的建築被摧毀。”因為按照當時的文物建築界定，民間建築的确不在保護範圍内。奧斯曼本人出生的街區也在他的城建中消失。

多說一句，奧斯曼這哥們除了是個鐵腕市長之外，也是個聰明人，這一點和耿彥波也很像，懂得急流勇退，就在拿破侖三世快倒台的時候，這哥們看出苗頭不對，提前逃到了國外，果然躲過一劫，要不然絕對被強拆群衆砍死。

怎麼說，我覺得今天中國很多城市面臨的城市更新問題，其實和奧斯曼當時面臨的局面有異曲同工之處。但不同之處在于，中國的情況更加複雜，更加激進和功利化。

雖然我一直在講城市旅遊IP打造，在講城市的核心文化元素挖掘，但我不是一個極端的文化本位主義者。關于文化保護與政績民生的博弈辯證關系似乎總是學有院派和當局者站在理想和現實的兩端相互指摘。

怎麼說，寬容一點的講，一個國家一座城市，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總是會丢下些什麼，所謂的“真實性” 和“完整性”其實都是一個四舍五入的結果，重要的是文化記憶和文化血脈的真實與完整。

也就是說，對于一座城市來講，讓公衆了解曆史文化，接受曆史文化，産生親近的意願，這件事兒和硬件的更新是同等重要的。

也就是說，在我看來，一座城市文化自身的傳承并不僅僅在于文化遺存的真實性，（注意，我說得是不僅僅），而在于我們的創造力。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我是絕大部分認可奧斯曼與耿彥波的。注意，隻是絕大部分，剩下的那一部分，因為我确實認為他們或許可以做的更好。

但坦率的說，耿彥波這樣的官員已經算有作為的能吏了，比起很多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幹部還是強了不少。

在中國很多地方大搞城市更新的今天，我覺得就着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思考，就是如何做到更好？

在我看來一座城市的文化保護有四個層面，一是文化維護、二是文化修繕、三是文化翻新、最後是文化更新。能在文化維護的基礎上實現民生改善與城市更新是最理想的狀态，所謂文化維護嘛，就是基本保持現狀，所有城市的改造在新的物理空間進行。

西安的古城保護上這一點基本做得不錯。退而求其次是部分修繕部分重建，然後是徹底翻新，這次被批評的幾個城市犯得就是這個錯誤，所謂“拆真建假”的問題。最後一個文化更新，就是我生把一個我喜歡的，或我認為對的文化面貌安到現有的城市上來，這樣做是最危險的。

那麼，最後的結論是什麼呢？如果一邊兒是中國速度要求下的城市運動與民生改善，一邊是文化保護，在我看來決策者最起碼做到的應該以文化翻新為底線，往文化維護方向努力。

當然，我前面也說了，硬件的更新并不是文化傳承的全部，它還需要故事化、内容化 、符号化，需要進入傳播通道。所以這可能也是我們目前從事城市旅遊IP打造的意義和價值吧。

好了，今天就到這裡，我是老聶，有關文旅項目咨詢歡迎和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