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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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欣是北京女孩兒，生于1999年。我和她是在網上認識的。那是2019年冬天，她正在南方一所重點大學讀書，我在北京工作。

2022年1月的一個晚上，她來我家吃飯。飯桌上，我随口問起：“你今年大幾了？”她告訴我，她去年就畢業了。我沒有順勢詢問她的工作去向，總覺得那樣似乎不太禮貌，也害怕給她壓力。直到半年以後，我開始做一本和大學生就業有關的書。我給她發去微信，問她可否聊聊。她答應了。這時我才得知，她畢業一年多了，還沒開始工作。

2022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來到安欣位于北京海澱的家。她出來接我，走在前面，小聲地哼着歌。她的聲音很好聽，像一串風鈴，在秋風中輕輕搖曳。我們穿過落滿銀杏葉的小道，到她家去。相識這些年，她常常在找我玩時，在我房間待很長時間。這是我第一次經過許可進入她的房間。那種感覺很奇妙，一個人的房間隐藏着她的審美、價值觀，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尤其是她這樣從小到大都長在這裡的。大學畢業回北京後，她曾改變過房間的布局，但還是留下很多成長的線索：

一張Rick & Morty的海報下，粉色水彩筆寫着一行字“不能和家長吵架”，後來，她又用綠色的筆在“家長”後面加了三個字“等外人”；黑色鉛筆寫着“每天半小時電視（平時晚10：00以後不能看）周六日1小時，暑假每天2小時”。也有母親寫給她的話，在一張白紙上，被她貼到牆上：“做事盡力就好！做最好的自己！寵辱不驚，不論如何，我都會支持你，愛你！你永遠都是我心中最棒的小孩！”

安欣和母親無話不談，彼此相愛，會一起去livehouse看演出。但她和父親關系淡漠，極少交流。大概小學5、6年級時，安欣父母離婚，房子和她都被判給父親，此後接近二十年，也就是直到不久前，他們三個還是住在一起。母親不工作，負責照料她的生活。安欣住這個房子的主卧，有一個朝南的小陽台，母親住次卧，父親住客廳。

小學時，她還在牆上寫過一句話 “物競天擇，适者生存”——據她說，這是她過去笃信的價值觀。她沒那麼在意成績，但成績一直不錯。成績帶來了明确的坐标，她總能知道自己在哪兒，且能保證自己一直在那兒。她過着一種随意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生活，體重上下浮動不超過4斤，成績的浮動也在可接受範圍内。她很聰慧，輕易地便成了一個“強者”。她隻和強者交朋友。她最要好的朋友小夏，是她初中班級的班長，現在在一家醫學院讀書。我見過那個女孩，聰明，自在，有一種不費力的松弛感。當然，成為摯友還有另一重原因，她們彼此交換了父親給自己帶來的創傷。

那時她幾乎每周都出去玩，和小夏等朋友一起看電影、唱K。她心存一個樸素的念頭：等到上了大學，真正的生活就要開始了。

我們坐了下來，我坐在她房間的單人沙發上，上面有很多玩偶。她坐在地毯上。她穿着一件黑色毛衣，一半身子被台燈打亮，還有半張臉隐匿在黑暗中。她開始向我講述她的大學生活。

因為喜歡大海，安欣選擇了去南方讀書。我去過她的大學，那是一所很漂亮的學校，離市中心很近，離大自然更近，有自己的山谷、湖泊，有黑天鵝居住于此，夏天，鳳凰花開得熱烈，從某個校門出去，跨過一座橋，就是大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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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願上了一所好大學，如願過上了面朝大海的生活，但安欣沒有收獲想像中的幸福。入學後不久，她就開始迷茫。

她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正被置于一種體系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及時地意識到這一點，學校一定程度上是一個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然後你開始在不知不覺中用這套體系評價自己——我認識的絕大多數人，是在步入職場後才有所察覺。假如無法符合标準，便會開始自我否定。此外，進入大學意味着獲得此前未曾有過的“自由”。真正的生活開始了，其實真正的生活早就開始了。但她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生活，也無力承受突如其來的自由。

起初兩年，她加入了學校的登山協會。協會每周有兩次體訓，分别在周二和周四夜裡進行。周末，他們會外出溯溪、攀岩或爬雪山。她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那兒，生活被安排得很緊實，她無需思考自己該做些什麼。

那是一段人與人之間關系過于密切的生活，還承載了她第一次當衆大哭的經曆。在一次攀冰活動中，她在攀到某個高度時突然失去了向上的勇氣，很長時間待在原地一動不動。底下的同學開始開玩笑，沖她喊：“保護員都站累啦。”在不知所措中，她的情緒從潘多拉魔盒中奔湧而出，崩潰與哭泣突如其來，把夥伴們都吓了一跳。

但她珍視這次體驗，珍惜這種被逼到臨界狀态的爆發。那一刻，情緒破殼而出，真實的自我也在縫隙中流淌出來。在她過去近20年的人生中，她處理情緒的方式一直是，在負面情緒到來之前化解它們，這樣就不必承受它們。但現在，她感覺到，釋放比消化更解壓。

沒有船能永久停泊在避風港灣。大三的來臨，讓她不得不漸漸脫離社團生活，重新進入茫然之境。她像是一隻被抛錨的船，沒有航向目标，隻能停留在原地忍受海浪擊打。她不得不重新面對那個此前暫時被豐富的社團生活隐蔽的問題：她該做些什麼？

後來我發現，現在很多大學生都有着安欣同款“大三的焦慮”。但我似乎是個例外。

像我這樣後知後覺的人，直到大四才真正開始考慮未來去處。此前雖也實習，但全憑熱愛驅使。2012年畢業時，我曾覺得人生海海自有起落，到達某個時間節點，相應的事情會自然發生。我沒有雄心壯志，此後的工作也由諸多偶然因素決定。畢業之後，我在昆明生活過兩年，又在深圳待了兩年，然後來了北京。那時我覺得過一種漂泊的生活未嘗不可，可以去到一座城市，生活兩年，再輕裝上陣，換一個地方，這是多麼幸福的事。20出頭時，我不想追求一個确定性的結果，也從不需要任何保障。

10年之後，一切似乎都變了。我變了。大學生們的處境似乎也變了。進入大三的安欣，發現身邊所有人都開始忙碌：有人忙着考教師資格證——為了有備無患；有人考慮保研；有人積極投入實習——實習能帶來必要的學分，但老師們提供了另一個選項：跟着老師做課題，可以抵扣實習學分。安欣選擇了最後一項，她不想那麼快面對職場。

在我還在媒體做記者時，安欣曾帶一位大學同學來我家玩。她向那位同學介紹我的工作時，對方表現得就像是發現了遠古人類化石：“現在還有人幹這個職業？”

那一瞬間，我愣在原地，确實有了活化石的風範。我不知該如何回複，特别是考慮到，安欣和她的這位同學，大學專業叫做新聞傳播。後來安欣告訴我，這位同學曾經滿懷新聞理想。但現在，新聞行業對她們而言，似乎是非常遙遠而朦胧的事物，甚至不像是屬于這個時代的産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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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安欣的茫然。在一個充滿不确定的時代中，想要尋求确定的坐标系何其艱難。且置身大學之中，反饋總是被無限拉長。茫然與茫然疊加了。

大三暑假，安欣獲得了一次保送研究生的機會，但她放棄了。她深谙獲得好成績的方法。平日無需緊張，考試前突擊一下即可。但她對這樣的标準産生了深深的懷疑，或者說，她失去了判斷标準。在某個瞬間，她突然發現，自己脫離了主流。“我覺得我不配，我太自卑了”，她這樣一遍遍地跟我說。嚴重的自我否定，讓她對畢業之後的生活充滿恐懼。

我想起我也曾有過一次保研的機會，也放棄了。我放棄的原因比她膚淺得多，首先，我所在的那所學校對我實在沒什麼吸引力，其次，父母無法繼續供養我，我需要賺錢。與安欣不同的是，在我的大學時代，我從未對學校衡量人的那套标準有過任何懷疑。

假如站在更宏觀的視野看，我們也許都會發現，一切并沒有想象中困難。但當我被現實絆住腳步，當她陷入情緒中時，絕望感包圍了我們。我那時堅信自己毫無選擇，隻能面對現實。她堅信自己不配保研，且一定找不到工作。她還堅信，每件事情都有專屬于它的最佳時機，并且自己已經錯過了。

那是一種紛亂的痛苦，沒有任何救贖的可能。她的生活停滞了下來。很長一段時間内，她一天中的多數時間都在宿舍床上躺着，忘記了白天和黑夜。她失去了行動力，連更換垃圾袋都成了艱難之事。沒有意義，她眼前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巨大黑洞，她做任何事情，都隻是往黑洞中填補十分渺小的物件，像精衛填海那樣。她想像中的自己，就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圖，她越是想把自己拼回去，越适得其反。

與此同時，遠離家鄉，摯友不在身邊，她被強烈的孤獨感包圍。終于有一天，她徹底崩潰，給遠在北京的母親打電話時泣不成聲。但母親幫不了她，隻能重複說了無數次的話：好好吃飯、好好睡覺。

要到很久以後回望，她才會意識到，是那套單一的評價體系，讓她陷入前途一片黑暗的迷茫中。必須力争上遊，必須成為一名好學生。後來她發現，這種迷茫的狀态并非她獨有。她在網上找到了更多同類：畢業于好大學，是評價體系中的佼佼者，但當他們無法在這套體系中獲得确定性的好結果時，一切都坍塌了。

好在，痛苦之中往往包含着獎勵，隻是需要經過時間，蒙上一層濾鏡之後才能意識到。她現在感慨，大學給了她太多收獲。因為大學生活第一次打破了她的自洽，她從“強者“變成了“弱者”，第一次用平視的眼光看待萬物。

但這還是無法讓她直面“工作”。去工作？一想到這兒，她覺得自己像一件被培養多年終于打磨出來的合格商品，要被運到市場上待價而沽了。她不喜歡這種感覺。她沒有參加任何一場秋招、春招。畢業後，她回了北京。

有時，母親會問她：“你是怎麼想的？你想要幹嘛？”不是責備，隻是疑問。她告訴母親，自己害怕找工作的過程，還想再遊蕩一會兒。有時她跟母親說，她在想象一種可以不固定在一個地方的生活。有時她又覺得，自己缺乏遊蕩的資本，需要先找到一份固定工作，有了積累，再去實現遊蕩的願望。

母親溫和地開玩笑：“反正你的錢還能支撐你一段時間，沒錢你就自然會出去工作。”

2022年2月底，她去了一趟涠洲島，在那裡做義工。白天清掃院子裡的落葉，晚上站在酒吧門口招攬生意。她不怎麼喜歡酒吧老闆——那是個30歲的成都女人，性格火爆，常與酒客觥籌交錯，這樣可以讓他們買更多酒。有一天，老闆未經許可翻了她落在酒吧外頭攬客桌子上的本子，上面寫着她對這份工作的态度：幹活不用太認真，差不多就行了。

老闆很生氣，跟她說：“如果你不開心，就不要在這裡幹了。”

她也理直氣壯：“我還要在這待5天。”——她還有别的事情要完成。

她喜歡這裡的生活。在島上，她第一次有了心無旁骛的感覺。“你在生活裡面”，裡面沒有目的。一切都很慢。中午幹完活，下午的時間就是自己的了。從民宿走到海邊，隻要兩分鐘。她常常和義工夥伴們一起，去海邊看日落，撿貝殼，或者去咖啡館裡坐着，看一下午書。島上到處都有吊床，随時可以躺下來。他們在夜裡升起篝火，烤窯雞、烤腸和雞肉。他們放煙花。半夜去遠一些的地方看熒光海。或者坐船到海的深處看鲸魚。她看到了很小很小的鲸魚，一時屏住呼吸，不敢出聲。

她遇到了很多人。然後，她跟着一個賣電子煙的微商一起去了大理。他們遇到另一群人，重新開始每天毫無計劃的玩樂生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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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理回來後，安欣一度對體力勞動充滿桃花源式的幻想。哪個年輕人沒做過這種夢呢？去圖書館當管理員、去咖啡店打工或者做小賣部老闆。但是，在一家咖啡店當了三個月店員後，她的幻想破碎了。體力活很苦，也無聊，一天要站上八九個小時。它不是田園式的牧歌，完全是工業化的産物。

那時北京疫情嚴重，她上班時，每天都要做核酸，還要站在門口檢查别人的核酸記錄。她不喜歡幹這個，但不得不執行，因為店長會透過監控觀察她。

每天站在店門口，望着一成不變的單調景觀時，她都覺得自己像個守門員，隻是沒人将球傳給她，她的腦子裡不斷地尋求意義，但她的眼睛裡隻有一片空虛。

有時，她會掏出口袋裡的本子寫上幾筆。在我們聊天的夜晚，她在台燈下一句一句輕輕地念給我聽：

“其他人都把你當成人形站樁時有人會回應你，幫助你，把你當成人看，真的很感動，人需要被看見。”

“不能合理化所有。尊重内心的感受，一味地堅持是對自身的異化。”

“早上拖地時情不自禁哼起了王菲的《夢中人》，假裝自己是《重慶森林》中的阿飛。你說，極度渴望自由的人是不是比自由自在的人更适合唱這首歌？”

“我幾乎能忍受做事中的所有，不做事的恐慌會壓倒一切。”

“有一整天的時間來直面自己是可怕的。”

“上班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感性上感到無聊、重複，理性上覺得沒有自我成長。站在這的每一分鐘都是在浪費時間。”

“一種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在你身上的絕望。”

……

我坐在沙發上，聽她小聲地讀這些句子，深受觸動。她以一種盡量平靜的語調讀出來。但它們展示了一種暗流湧動和紛亂。這是一種真誠的寫作，需要一個人強迫自己，拷問自己。在那個場景下，我認為我沒有任何立場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給她提任何“可行性“建議。我覺得自己就像一袋土豆——我曾在書上看到這個比喻，我是一袋黯淡、保守的土豆。正因如此，我格外珍視她的痛苦。

不久之後，一位好友曾與我探讨，像安欣這樣的狀況，是否幫她認清現實才是對她的幫助。那時我說，我堅決捍衛所有脆弱情緒，也珍視她身上不社會化的部分。我深信每個人有自己的成長節奏，外力隻會讓這一過程變得扭曲。并且，到底什麼才是“社會現實”呢？如果是指那些讓人不悅的、變得圓滑的部分，那不去适應又如何？更何況，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生活非常穩固，但它其實是脆弱的、容易打破的，我們随時都在尋找平衡，隻是很多情況下，我們依靠一套“标準”說服自己暫時栖于安全之地罷了。

從咖啡館離職後，安欣重新回到無所事事的狀态當中。她知道她必須去找工作，但依然對此充滿恐懼。她承認自己過于脆弱，總是設想找工作時會受挫。她不知道簡曆上能寫些什麼，因為她“啥也沒幹”。她沒有特别想做的事，也沒有特别不想做的事。更缺乏勇氣去過一種徹底的、完全邊緣的生活。我們就是在這時見面的。

那天結束對話後，她調大了音箱的音量，是一些她喜歡的獨立樂隊的歌曲。我們在她房間跳起舞。昏暗的燈光下，她步伐輕盈，和她的聲音一樣美麗。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内，我總以為她是一個簡單、有些散漫，有些害羞但靈動有趣的人。這一次，我窺見了她的迷茫，我們好像共同經曆了一段旅程，我們舉着微弱的火把，在她内心深處的黑洞裡走了一遭。她說，她覺得我們的距離更近了，沒想到我們能有這樣的對話。我非常感謝她，願意讓我将火把再靠近一些，對着那些暗角反複打量。

臨走前，我在客廳見到了她的父親。那是晚上7點多，他躺在客廳的沙發上，裹着被子，正在玩手機。大概不知道有外人在，見到我時，他有些驚訝，匆忙地直起半截身子，跟我打招呼。在很短的時間内，我腦海中升起了無數疑問：安欣和她母親使用客廳嗎？他們一家人一起吃飯嗎？安欣在外讀書的這些年，她母親是如何與父親相處的？

安欣送我下樓。我忍不住問她：你有沒有想過搬出去？

12月初，安欣從家裡搬了出來。她很興奮。但她還沒找到工作。在我家的一次小型聚會上，不少人對她感到好奇，問她是否在找工作，家裡如何看待她現在的狀态，不工作的這一年她在幹什麼。我擔心她尴尬，私下問她。她說：這也是社會人必須要經曆的吧，我現在心态挺好的。

12月下旬的一天，她告訴我，她上了兩天班了。那份工作談不上好壞，但還算輕松，她能夠勝任。她說，能夠有一份工作，保證她每個月付得起房租，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的，以後再說吧。她看起來狀态不錯。

又過了幾天，一位朋友來找我們錄制對過去一年的總結和對新一年的期待。路燈下，安欣小聲講述着自己過去一年的種種。在談到變化時，她說她覺得自己“更開闊”了。我想這和她這一年的“Gap”不無關系。她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不再那麼害怕脫離體系。她為自己的内心增加了一點自由度，這是多麼寶貴的事情。“如果你體驗過另一種生活方式，你也能接受的話，你就會覺得，我可以随時暫停這個遊戲。”我想起那天在她家，她跟我說的話，以及她跟我提及的一個詞，“清明”。對，她想要清明。保持内心的清明，不被外界牽着走。我一廂情願地覺得，這比按照既定的軌道行走更需要勇氣。你要承受孤獨和不被理解，要付出“落伍”的代價，你必須有足夠清晰、堅定的自我認知。

她在燈光下小聲地、動人地講述着。結束之後，我上前擁抱了她。

（文/巴浪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