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院長講述與故宮的故事
作者: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30日12版)
天氣晴好的日子,總有很多攝影愛好者把故宮城牆、角樓、筒子河的美景拍攝下來,傳向世界各地,與更多的朋友分享。——單霁翔圖為清澈的筒子河将城牆、角樓留在水波中。李韻攝/光明圖片
編者按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這是我國文化遺産界、乃至整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幾百年的風風雨雨,紫禁城從皇家禁宮成為百姓博物院,見證的是中國從封建王朝統治到人民當家作主的曆史變革,折射出的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日益繁榮強大的曆程。
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本報獨家專訪了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請他們講述自己與這座世界最大宮殿建築群的故事。從他們的講述中,我們聽到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更清晰地感受到了故宮精神的傳承。正是在一代又一代故宮人的不懈努力下,古老的紫禁城日益散發出青春的活力,600年的紫禁城逐漸走入當下百姓的生活,壯美的紫禁城正昂首邁向輝煌的未來。
講述人按在故宮博物院就職時間排序。
百年大修的故宮情懷
作者:本報記者 李韻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30日12版)
2018年9月3日,養心殿維修工程正式開工。霁翔同志力邀并攙扶我登上殿頂,共同取出正脊上的寶匣,一起見證了這一難忘的時刻。——鄭欣淼圖右為鄭欣淼,中為單霁翔。李韻攝/光明圖片
講述人:鄭欣淼(故宮博物院第五任院長)
2002年9月,我調到故宮博物院工作,領導同志囑我要重點抓好故宮的修繕工作。
故宮的修繕是保護古建築、使其延年益壽的一項經常性任務。在21世紀之初,國務院作出了故宮修繕的重大決策。這是一百年來故宮規模最大的一次維修,被世人稱為“百年大修”。
文化部成立了由部長任組長的“故宮維修工程領導小組”,作為修繕工程的決策機構。故宮博物院也組建了相應的領導小組和管理機構,成立“故宮修繕工程專家咨詢委員會”,聘請規劃、考古、古建築、文物保護、宮廷曆史、博物館學、管理等方面的專家,為工程決策提供科學的論證和咨詢;還組建了“故宮修繕工程技術質量顧問組”,為具體的工程技術、質量問題進行把關。
國務院委托國家文物局審批了由故宮博物院組織制定的《故宮保護總體規劃大綱》(下簡稱《總規大綱》),确定了“整體維修”的五項任務,明确了故宮維修所遵循的原則和所使用的技術。其根本指導思想是保證故宮的曆史真實性和完整性,必須強化最少幹預、不改變文物原狀、盡可能多地保護曆史遺迹的原則和政策。
按照《總規大綱》,故宮修繕工程将持續18年,到2020年結束,國家每年投入約1億元的修繕資金。工程共分三期:2003~2008年為第一期,2009~2014年為第二期,2015~2020年為第三期。其中第一期又以2005年10月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2002年10月15日,武英殿修繕作為試點工程舉行了開工典禮。2004年6月4日舉行的故宮中軸線西庑及周邊建築保護維修工程開工儀式,宣告“整體保護,全面維修”工程全面展開。世所矚目的太和殿經過近3年的修繕後,于2008年7月16日正式對公衆開放,也标志着第一期修繕任務的完成。維修保護涉及的古建有武英殿區建築、午門正樓、中軸線東西兩庑及其周邊建築、欽安殿、戲衣庫、太和門、太和殿、神武門等,完成維修面積近4萬平方米。經過修繕,包括午門展廳在内的10個新展廳投入使用,開放面積大幅度增加。同時按計劃進入維修工程的第二期。
這次維修,不僅使故宮恢複了莊嚴、肅穆、輝煌的曆史面貌,而且是中國官式古建築營造技藝的一次大力傳承,維修的實踐與探索也豐富了國際文化遺産保護的理論。
故宮維修工程凝聚着衆多參與者的心血。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孫家正同志兼任故宮維修工程領導小組組長。他強調:故宮維修不僅是文物保護項目,而且是國家重要的文化建設事業;故宮維修要尊重古建維修的特點和規律,具體工程有計劃,但一切服從質量,不趕進度;要重視細節,精工實料,一絲不苟,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維修實踐也教育着、啟發着我們。故宮維修是國家的事,民族的事,必須充分依靠專家學者的學識和實踐,堅持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認真聽取意見,不斷改進工作。維修過程中會有好多不同的意見,這是完全正常的,我們在許多方面也是缺乏經驗的,這就要多方面地聽取意見,特别是不同的看法、反對的意見,防止自以為是。要集思廣益,盡量少走彎路。
那些年故宮博物院沒有實行閉館制度,365天都開門。當時工程主要集中在中軸線一帶,這是遊客必到之處。每天參加維修工程的工人最多時有1000多人,還有相當一批人在院裡搞經營,還有臨時工,還有部隊、檔案館在裡面辦公,這給古建築維修和文物保護帶來很大壓力。好在大家共同努力,克服了這些困難,保證了工程的順利進行。
紫禁城的保護維修是一個不斷接力的過程。單霁翔同志2012年初繼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此前,他作為國家文物局局長,一直擔任文化部故宮維修工程領導小組副組長。故宮的維修從一開始,他就是指導者、參與者。這些年來,以“把一個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下一個600年”為理念,故宮維修保護事業全面推進。養心殿是他規劃的18年大修的收官之作。2016年7月,養心殿研究性保護項目啟動;2018年9月3日,養心殿維修工程正式開工。我有幸出席了這兩個儀式。參加開工儀式時,我還在手術後的恢複期,身體虛弱。霁翔同志力邀并攙扶我登上殿頂,共同取出正脊上的寶匣,一起見證了這一難忘的時刻。現在故宮在王旭東院長領導下,把紫禁城600年作為一個新的起點,在古建築保護和博物院發展上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紫禁城不老,故宮博物院常新!
(本報記者李韻采訪整理)
半個世紀的故宮情結
講述人:單霁翔(故宮博物院第六任院長)
日子過得真快,已經到了經常被要求“想當年”的年齡。的确,總有一些記憶是歲月抹不掉的,長存心中。我從小生活在北京,對四合院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我看來,紫禁城就是一座世界最大的四合院,而能夠有幸參與故宮的保護,就是特别值得回望的經曆。
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外留學期間,我曾從事曆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的研究。因此,回國以後投身古都北京的城市規劃工作。當年接受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編制東城區的分區詳細規劃,而故宮就在東城區境内。如何保護故宮周邊環境是規劃的重要内容,包括劃定故宮周邊區域建設高度控制規劃,即以故宮為中心,确定規劃綠地、平房保護區和建設控制地帶等,力圖避免高大建築影響故宮文化景觀。
1987年故宮成為我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産。就在第二年,我開始負責北京城區規劃管理工作,有更多機會參與故宮保護實踐。其中一項工作是組織确定北京舊城25片曆史文化保護區,也就是将故宮周圍大面積區域劃入保護區内,以保護北京胡同-四合院為目标,實現故宮周邊曆史環境保護。
記得在1996年底,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期間,曾組織舉辦“愛北京城,捐城牆磚”活動,赢得廣大市民積極支持、參與。崇文門至東便門的明城牆遺址公園建成以後,我希望進一步動員社會力量,為古都北京保護再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努力。其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故宮外側的環境整治。當時在故宮筒子河内側與故宮城牆之間的狹長地帶,擠進了400多戶居民和21家企事業單位,出行十分不便。更為嚴重的是,居然有465個伸向筒子河的排污管道,每天有大量污水直接排入河内。那時筒子河内淤積了大量垃圾,河面上漂浮着雜物,嚴重影響紫禁城的壯美景觀。當時,故宮博物院主管古建築保護的單士元副院長十分擔憂地說,故宮筒子河變成了“污水河”。
于是,我們提出了“把一個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21世紀”的口号。在媒體上,專家學者積極建言,廣大市民積極呼籲,一時間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氛圍,各界達成共識。此後,經過3年的積極努力,故宮筒子河和城牆之間的居民和單位全部遷離,兩岸環境進行了整治,通過建設污水截流系統,避免了污水向河内排放。終于,在進入21世紀前,實現了故宮筒子河碧波蕩漾。如今無論春夏秋冬,特别是天氣晴好的日子,總有很多攝影愛好者把故宮城牆、角樓、筒子河的美景拍攝下來,傳向世界各地,與更多的朋友們分享。
2012年,我來到故宮博物院工作,經過持續5個月的詳細調研,我們再次喊出了一個口号:“把一個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下一個600年”。紫禁城建成于1420年,2020年是她的600歲生日。2002年,在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先生的領導下,為時18年的“故宮整體維修保護工程”啟動。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計劃,經過持續努力,達成了既定目标。故宮博物院的開放區域也由2002年的30%,達到了如今的80%。
“壯美的紫禁城”不僅包括“美麗的外貌”,更要包括“健壯的肌體”。2012年以來,故宮博物院以2020年為目标,實施了6項行動計劃。一是實施“平安故宮”工程,為徹底解決故宮面臨的火災、盜竊、震災、藏品自然損壞、文物庫房、基礎設施和觀衆安全等7大安全隐患,有針對性地實施7項重點内容。二是開展故宮環境整治,包括室内外共22項内容,恢複故宮壯美景觀,實現持續擴大開放。三是編制《故宮總體保護規劃》,這是迄今為止第一份以故宮文化遺産價值整體保護為目标的詳細規劃,在故宮文化遺産保護、利用與研究等諸多方面,體現出具有前瞻性的系統管理理念。四是開展故宮文物清理,在故宮博物院7年文物藏品清理基礎上,又開展了為期3年的可移動文物清理,徹底摸清“家底”。五是建立故宮學院,加快故宮博物院和業内人才培養,傳播中華傳統文化,開展青少年文化遺産教育,也成為國際文物博物館領域重要的人才培養基地。六是組建故宮研究院,進一步整合故宮學術力量,合理規劃學術研究體系,吸納國内外學術研究人才,構建開放性高端學術研究平台,持續産生高質量的綜合研究成果。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這六項行動計劃的實現,能夠對故宮進行可持續保護,為故宮博物院健康發展釘下六根深樁。我深信,基礎牢才能行穩至遠。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也是故宮博物院建院95周年,故宮已經走向世界,故宮博物院業已成為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紫禁城正青春”。如今,故宮博物院王旭東院長在張忠培老院長提出的“平安故宮、學術故宮、完整故宮、強大故宮”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活力故宮”的目标。“把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未來”,是我們一代又一代故宮人的使命,不能有絲毫懈怠。
(本報記者李韻采訪整理)
新故宮人的故宮情緣
當真正加入故宮人大家庭後,我絲毫沒有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外來戶,與大家就像多年的同事一樣,沒有一點生疏的感覺。——王旭東圖為2019年4月,單霁翔與王旭東(右)共同巡查監控室。故宮博物院供圖
講述人:王旭東(故宮博物院第七任院長)
做夢也不會想到,在戈壁沙漠環繞的敦煌守護莫高窟28年後,中央把我調到了京城的故宮,從一位“莫高窟人”變成了“故宮人”。2019年4月8日,我開啟了人生的另一段曆程。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也是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份,我不時地追憶,究竟與故宮有哪些緣分?我這樣一位石窟保護管理的工作者,加入到保護傳承故宮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家庭後,如何與故宮博物院的同事們繼續沿着前輩們開辟的道路砥砺前行?
記得第一次走進故宮,是在1997年10月初。那時剛剛在承德參加完國家文物局舉辦的世界文化遺産保護管理培訓班,這一年正好是我國第一批世界遺産申報成功10周年。1987年11月,包括故宮、敦煌莫高窟在内的6處自然和文化遺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産名錄》。培訓班結束後在北京中轉,順道前往故宮參觀。在故宮博物院沒有熟人,就和同事直奔故宮入口,向檢票口的工作人員出示了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證。一聽我們是從遙遠的敦煌莫高窟而來,工作人員特别熱情,随即就安排我們進了故宮,切實感受到了“天下文博人是一家”的美好。那時,故宮開放的面積不是很大,基本上就是沿着中軸線參觀前三殿和後三宮,外加禦花園。再加上功課做得不夠好,隻能跟着一個旅遊團聽聽導遊的講解。那些講解大都是圍繞帝後為主的宮裡人的生活演繹的,不時穿插一些野史和噱頭。說實話,我沒能感悟到故宮承載的文化價值所在。
之後多次來到故宮,大都是考察學習和工作交流,還有參加學術會議。1998年以來,莫高窟的遊客人數大幅度增加,旅遊給莫高窟的保護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2003年,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樊錦詩提出建設莫高窟遊客中心,利用數字技術展示莫高窟壁畫和彩塑藝術,減少遊客在洞窟内的停留時間,以使洞窟内溫度、濕度和二氧化碳的變化保持在合适的區間。那時,國内可借鑒的隻有故宮博物院有一個可供50人觀看的數字展示廳,國家發改委建議我們前往故宮考察,我是其中一員。這個展示廳是故宮與日本凸版公司合作建成,用柱幕技術展示紫禁城宏大的宮殿建築,極具震撼力,給了我們許多啟示。但考慮到莫高窟展示的重點是洞窟及其壁畫彩塑,我們最終選擇了技術難度更大、且内容制作沒有先例的球幕展示方式,展廳一次可容納200人。經過11年的努力,2014年9月,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終于向遊客開放了,基本實現了莫高窟保護與開放利用的協調發展。在項目論證和實施期間,故宮博物院的胡錘先生等專家參與了咨詢活動,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建議,讓我們少走了彎路。
鑒于故宮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數字化方面積累的工作經驗,在科技部和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們兩家作為共同牽頭單位,聯合國内多所高校、國家科研院所和企業,承擔了“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文物數字化保護标準體系及關鍵标準研究與示範”。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馮乃恩研究員和我擔任聯合負責人,故宮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分别負責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的數字化标準研究。這是迄今雙方最為緊密的一次合作。項目于2017年11月16日通過科技部的驗收,為“數字敦煌”和“數字故宮”建設,乃至我國文物數字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成為故宮人之前,最近一次到故宮是2018年參加太湖論壇,其中一個分論壇會場設在故宮博物院,多位來自海内外文博界的專家學者出席。會後,單霁翔院長親自安排我們幾位主旨發言嘉賓在故宮冰窖餐廳進午餐,其中還有台北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馮明珠女士。單院長由于下午還有公幹,不能陪我們,深感歉意。我半開玩笑地說:“我替您招呼大家吧。”沒想到,半年之後我成了故宮博物院的一員,想來真有點奇妙。
當真正加入“故宮人”大家庭後,我絲毫沒有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外來戶,不論是開班子會,還是到各部們調研座談,與大家就像多年的同事一樣,沒有一點生疏的感覺。人生注定我要服務于中國最偉大的兩處世界文化遺産的保護與傳承,注定既要做一次“莫高窟人”,又要做一次“故宮人”。隻是現在把敦煌莫高窟深深埋在了心中,而其培養的勇氣和力量支撐我,與全體故宮人一起肩負起守護故宮的曆史使命。
故宮博物院第五任院長鄭欣淼先生儒雅、大度、博學,是我的楷模。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西藏布達拉宮,17年後我們再次相逢于北京故宮。他在2019年4月18日贈給我一首詩,記錄了我的故宮情緣:“敦煌朝日紫宸煙,雪域卿雲别有天,十七年前欣一唔,焉知注定故宮緣”。
(本報記者李韻采訪整理)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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