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熒屏當紅炸子雞，顯然非暢銷小說家馬伯庸莫屬。

從《長安十二時辰》到《風起洛陽》，上線之後便争議不斷，尤其是《風起洛陽》與豆瓣之間的口水戰，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

馬伯庸自诩小說最大特點是“考據”，今天，我們也不妨對馬伯庸的“考據”來一番再“考據”。

《風起洛陽》的男主角高秉燭是所謂的“不良使”出身，而且，電視劇還為“不良人”虛構了一個地下世界——“不良井”。

那麼，曆史上真有“不良人”嗎？他們真的被圈禁在“不良井”嗎？

先從《風起洛陽》對“不良井”的介紹說起，電視劇明确指出，所謂“不良人”都是罪臣之後，是賤籍，而且，他們被集中圈禁在神都外圍的“不良井”。

根據這一設定，那麼，他所謂的“不良人”，應該是源自魏晉以來的籍沒制，對此，唐朝《開元七年令》明确規定：

“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已下者，配司農；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長，命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号，非謂别有一色。年六十廢 疾，雖赦令不該，并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良人，任所居樂處而編附之。”

如果“不良人”和這類被籍沒的“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是同一類人，那麼，曆史上的“不良人”顯然并未被圈禁在“不良井”裡，何況“不良井”還密迩神都，就在天子的眼皮底下。

根據電視劇設定和史料描述，那麼，被籍沒的“配嶺南為城奴”的“十五以上者”，和劇中的“不良人”，應該更接近于同一類人，但他們顯然不可能被安排在“神都”（即洛陽）周邊。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這類人并非曆史上的“不良人”，而唐朝曆史上的“不良人”，其實另有其人。

毫無疑問，電視劇的背景設置在唐朝中期的武周時期，也就是武則天稱制時期，這一時期的“不良人”絕非所謂的“賤籍”，而是一種類似後世“差役/衙役”之類的人群，他們再不濟，也和《水浒傳》中的“郓城小吏”宋江是同一個階層，是主管地方治安的縣尉的屬員，類似後來的輔警，或更早之前的“治安聯防隊員”。

明朝人茅元儀在他所著的《暇老齋雜記》（卷六）寫道，“今之緝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此縱非良人所為，何遂稱不良人？将以其緝不良人耶？”

所謂“不良人”，就是“捉拿不良的人”，也就是逮捕犯人的小吏，是唐代的一種職官，具體地說，是縣尉底下的基層吏卒，其名稱的由來“以其職能、受事者來代指施事的官員。”

但，這絕不意味其“不良人”自身是所謂的“不良”，即“賤籍”。

可見，《風起洛陽》中有關高秉燭“曾為不良使/帥”的設定，是和曆史事實大相徑庭的，相比之下，《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張小敬和曆史上“不良帥”的形象更為接近。

這恰恰也是《風起洛陽》人物設定的矛盾之處，根據劇中的設定，“不良人”高秉燭是要被圈禁的，由此，“聯昉”的首領便不可能由此推知他熟知神都的坊市街巷，隻有将其和曆史上的“不良帥”的職能相參照，才是可能的。

但曆史上的“不良帥”又是不可能被圈禁在“不良井”中的“賤籍”。

當然，小說和影視劇，并非曆史，畢竟，藝術的真實與曆史的真實，是兩回事，所以，以上“考據”僅供讀者諸君一哂，為讀者諸君在觀劇時，提供另外的佐料而已。

至于劇中“大理寺”、“内衛府”、“聯昉”的原型或出處，希望以後有機會，一一“考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