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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氣讀完北宋曆史

《北宋文化史述論》，陳植锷著，中華書局2019年3月出版，677頁，88.00元

2017年金秋時節，去杭州開會兼講學，與時任杭師大副校長的何俊教授一起吃飯。席間，他提起，今年是陳植锷先生七十歲冥誕，如果不紀念一下，過去了就會留下遺憾。何俊教授是陳植锷先生在浙江大學任教時帶的為數不多的研究生之一，他又知道我與陳植锷先生是大學同學，由于這層關系，常客氣地以師叔相稱，因此說到這個話題。響應何俊教授的提議，于是便有了當年年末的一次“人文研究的傳承與創新——陳植锷教授七十秩紀念學術座談會”的召開，同學好友聚集一堂，緬懷這位英年早逝的學術天才。

這次座談會，讓已經在流逝的時光中被逐漸淡忘的陳植锷教授，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他的學術成就也被再度引起關注。如果把這次座談會比喻作一朵應時綻開的悼念之花，那麼，今年由有文化擔當的中華書局重新鄭重推出的陳植锷教授《北宋文化史述論》就一顆豐碩的收獲之果。

其實，植锷教授盡管已經離去整整二十五年了，但并沒有被學術界所遺忘。研究中國文化史，他的這部《北宋文化史述論》是繞不過去的存在。一部學術著作，在寫作三十年之後，依然被人們時常提及和引述，就不僅僅是具有學術史意義了，而是因為這部著作至今還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在浩瀚的學術星空中，這部《北宋文化史述論》俨然猶如一個星座，業已定格。

那麼，這部《北宋文化史述論》的學術價值在哪裡呢？重讀之下，我有了以下一些認識。

首先，這部構築宏觀的著作，在當年具有很大的撥亂反正的沖擊力。五四以來，過度強調理學流弊的認識占據了思想界的主流，認為理學以“天理”扼殺了人性自由，以“道統”扼殺了學術自由，以“崇儒”阻礙了對不同文化的吸收，從而把近代以降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罪于理學。植锷教授從曆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認為這樣的認識不符合曆史事實。比如，他指出，“以理殺人”是清代戴震才提出的說法，而“某些禁锢人們思想的行為和律條，雖經宋人強調而在後世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在有宋之時，包括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時間裡，卻并非如此”（636頁）。支撐這一結論的，是書中列舉的大量例證。讀到這裡，聯想到去年我還應朋友的提問，寫作發表了《道學在南宋有多大的約束力？》的短文，而植锷教授在三十年前就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了。由此我不僅欽佩植锷教授的先見，也由寫作之因感慨學術成果的普及和學術進步的緩慢。

除了直接撥亂反正，駁斥流行的通說，本書更多的是從正面考察和強調了宋學所富有的創造精神和經典意識以及開拓精神、兼容精神。本書着重探讨的是傳統儒學在北宋時期的發展演變，講述作為傳統儒學的宋學對同時代其他文化層面的滲透與影響，詳細地論述了宋學對傳統文化的改造和對外來文化的積極吸收。

植锷教授論述北宋文化史，将重點放在宋學上，也是有着特定的學術史背景的。在八十年代後期，宋史學界的兩位大家鄧廣銘先生和漆俠先生，都分别從政治史、制度史或經濟史領域将學術視野和學術興趣擴展到了宋學。本書卷首鄧廣銘先生高屋建瓴的序引就表明的這一趨向。植锷教授受學于鄧廣銘先生，得于親炙，直接接受了這種學術影響。這可以說是本書産生的具體背景。

接受來自導師的學術影響，植锷教授作這一課題，又有自身的獨特優勢。植锷教授的本科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盡管他的專業學習不足兩年，就考取了杭州大學研究生，但在古典文獻專業設置的課程中，接受了文史哲等多學科的綜合知識和文字、音韻、訓诂以及版本、目錄、校勘等文獻學的基本訓練，這些知識和訓練所培養的信息意識、文獻學功底以及開闊的學術視野，使植锷教授操作這一課題得心應手，遊刃有餘。這可以說是植锷教授寫作本書的知識背景。

陳植锷

本書的寫作，其實還有着著者長時間個案研究的學術積澱，在八十年代，出身于古典文獻專業的我們班幾個同學分别有古籍整理的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比如張力偉整理了《雲仙散錄》，吳仁華整理了《五峰集》，我整理了《鶴林玉露》，植锷教授則整理了宋初三先生之一的重要理學家石介的《徂徕石先生文集》。除了整理，他還多走了一步，寫作了《石介事迹著作編年》。這部書應當出自他的碩士研究生時代導師徐規先生的指導，路徑與徐規先生作《王禹偁事迹著作編年》如出一轍。這種個案研究和文獻整理過程中所引發的問題意識與深入思考，又應當看作是本書寫作的學術史背景。

此外，植锷教授深厚的社會閱曆、廣博的知識積累、敏銳的學術嗅覺以及勤奮的拼搏精神，加之較強的思辨能力和流暢的文字表達能力，又是本書産生的個人因素背景。鄧廣銘先生書前的序引就說：“從其取材方面來說，他的确是當得起博覽群書這句話的。”印證鄧先生這句話的，就是書後長達三十頁、幾百種引用書目和參考論著目錄。本書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起跳，後出而轉精之作。

本書以宋學為主線，史學的訓練使植锷教授能将論述對象納入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中。叙述時代背景，他把儒學的複興與尊王攘夷的政治需要結合起來。的确，北宋立國後，宋、遼、西夏緊張的民族關系又将本已模糊的胡漢意識明晰起來，儒學在強調《春秋》大一統的尊王攘夷語境下獲得強勁的複興。講述宋學的時代背景，本書既納入唐宋之際生産關系變化的經濟史視野，又投射到北宋台谏制度等政治史的變化，同時更是敏銳地觀察到科舉改革與教育改革對宋學的推動。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八十年代使用的學術話語與今天不同。觀察科舉擴大所客觀造就的改變曆史的時代特征，我歸納為士大夫政治。本書雖然沒有這樣的歸納，但百慮一緻，殊途同歸，所叙述的曆史現象并無分别。

為什麼要使用“宋學”的概念，而不用當代所流行的“新儒學”的說法，植锷教授有自己的考量。他認為包括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在内所使用的“新儒學”概念，不過是狹義的程朱理學的等值代名詞，而他使用的宋學無疑包含有更為廣泛的含義。

對于宋學的發展階段，本書從疑傳講到疑經，從議古講到拟古，從義理之學講到性理之學，梳理精緻而到位。對于性情與理欲之辨、君子小人和義利之辨、上智下愚與真善美之辨等宋學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學術争論，本書也沒有回避。通過認真解析，從中歸納出宋學的主題與精神。

援佛入儒，三教合流，是宋學特征和漸進的趨勢。本書從曆史脈絡講述了排佛與融佛，具體涉及到了佛教的世俗化、禅宗的文字化以及佛學的儒學化的等一些重要文化現象，還論述到宋學與老氏之學的關系。

在上述這樣論述之後，本書平面鋪開，展開了放射性的筆觸，論述了宋學與宋文、宋詩、宋詞、宋畫和科技的互動關系。治學偏向古典文學的植锷教授在寫作本書之前，曾寫過《詩歌意象論》，因此講述宋代的文學藝術正是其所長。

以上，構成了本書别具隻眼的北宋文化史叙述。在八十年代，這樣跳槽窠臼的文化史叙述，可以說是絕無而僅有。當然，本書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北宋文化史。我在日本講中國通史，講到文化，分别講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本書則正如鄧廣銘先生書前的序引所言，“隻論述了屬于精神文化的各個方面，而未涉及科學技術”方面的諸多發現、進展、創造和發明”。

植锷教授非專攻思想史者，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方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實現多學科之融合。講到這裡，必須強調一下本書在成書三十年過去仍然具有的另一種價值。這就是，對今天的學者還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植锷教授認為：“要把握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常常在文化構成的各個層面之間互相滲透的交界點，可以看得更清楚。”這種強調打通學術邊界的認識的确很有見地。為什麼要走這樣的路徑？他接着講道：“這樣做能夠比較充分地體現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縱向和橫向相溝通的研究方法的長處。做得好，既可以為進一步宏觀地概觀一代之文化打下基礎，又可以為分類研究提供一些比較切近的新視點。”這種通家之論，不僅适用于文化史研究，對于很多領域的研究都具有啟示意義。

在這種方法論的指引之下，本書頗多創見。比如，植锷教授指出，在北宋，仁宗初年（十一世紀初期）和神宗初年（十一世紀後期），是兩條重要的界線。前者是儒學複興和義理之學創立的開始，後者則是宋儒由義理之學演進到性命道德為主要探讨内容的性理之學的标志。作為儒家傳統文化的一對親密夥伴，古文（文）與儒學（學），在前一時期均已鮮明而一往無前的排佛努力，為宋學的開創打通一條道路。後一時期，宋儒由一味辟佛轉入表面上排佛、骨子裡援佛，而以宗儒為本的階段，古文體制和儒家文化從形式上得到保留，但其内容已加進了前所未有的新東西——心性義理。在這一過程中，還伴随着援儒入佛，禅宗由“不立文字”轉為文字化、儒學化的反向融合過程。古文，不僅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學樣式，而且還是宋儒（如二程、張載）與宋釋（如契嵩、慧洪）從事學術活動的工具，為整個社會所接受。讀到這樣精辟的見解，教人不能不佩服著者敏銳的觀察和深邃的思考。這裡旁及的關于宋代古文的認識，今天讀來，依然有道人所未道的新鮮感。我曾寫過《範仲淹與北宋古文運動》，視野就沒有投射到儒佛交融這一文化現象上。

學術研究，問題有大有小。無論問題大小，須有體現研究者的一個主線貫穿，沿着這一主線思考，方有區别于人雲亦雲的獨特見解。研究宋史，士大夫政治就是我的主線。研究社會轉型，宋元變革就是我的主線。植锷教授研究宋學，從義理之學到性理之學就是他的主線。

植锷教授整理的石介《徂徕先生文集》，在石介去世不久，歐陽脩就反複閱讀過，并寫下過《重讀徂徕集》一詩。詩的開頭是這樣寫的：“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徕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我重讀這部《北宋文化史述論》亦有同樣之感。在我們班同學中，我跟植锷教授的交往相對較多。在大學二年級，我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試論〈豳風·七月〉作者的階級地位》，植锷教授就向我索要過寫作這篇論文的相關資料。我們一起學日語，那時植锷教授就通過有限的日語知識關注到日本學界的研究動向，跟我談及過松浦友久的唐詩意象論，還具體一起談論過現代意義上“文學”一詞的起源。

畢業後，盡管各奔東西，不過由于都研究宋代，交集也很多。學術交流與私誼交織在一起。

1982年，參加在鄭州舉行的第二屆宋史研究會年會。會後，我們曾同訪少林寺，暢飲黃河畔。到杭州出差，他特地把我請到家裡。出生在北方的我，第一次吃到不少海蟹。臨走，又給我拿上一大罐自制的楊梅酒，讓我跟同行的白化文先生品嘗了一路。以後在1984年第三屆宋史研究會年會，1985年首屆國際宋史研讨會，1986年首屆嶽飛研究會頻頻相見。回顧往事，讀斯書，憶斯人，正如歐陽脩的詩所寫“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沉泉”，一切都是那樣的鮮活。

鄧廣銘先生在書前的序引期待說：“我熱切希望，陳植锷同志如能繼此論文之後，再把他論述的時限延伸而及于南宋，更把他所論述的課題，由儒學、理學、文學等精神文化而擴及于由兩宋人士所創造、發明或發展、改進了的物質文化諸方面，使讀者借此都能窺得宋學的全貌，那将是對于中國學術文化史的一樁更大的貢獻了。”可惜天妒英才，植锷教授遽歸道山。曲終人去，廣陵散絕，鄧先生的期待已經無法實現，一部《北宋文化史述論》，猶如一座裡程碑，永遠地矗立在學術史上。

然而，轉而想想，也有欣然之感。這也如歐陽脩的詩所寫：“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如何可以做到不朽？名聲與文行。植锷教授有這一部《北宋文化史述論》在，已足以不朽。歐陽脩的《重讀徂徕集》的最後兩句寫道：“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镌。”此言猶我言，植锷教授，既然“子道自能久”，那也無需我多言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