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朱乃正畫

　　秭歸祭屈原記

　　于堅

　　那永恒的河流就在我的窗外。

　　公元767年，杜甫在《登高》這首詩中寫道：“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他為長江寫下了不朽之作，“滾滾”一詞首次被用來描彙長江。千年過去，“滾滾”已經在文明中泛濫成災，人們一看到河流，立即想到“滾滾”。而當年在杜甫筆下，卻是别開生面，具體貼切地說出長江流動的氣勢。

　　那是黎明，我剛在秭歸縣的一家賓館醒過來，打開窗子，暗中盼望着“開窗放入大江來”，卻隐約看見灰色的天空下有一片白茫茫的水庫，裡面浮着幾個島。

　　我心懷“滾滾”，沒想到那就是長江。其實昨天從武漢到秭歸的路上就看見過長江，它已經“高峽出平湖”，乖順地躺在水泥堤壩下面，不再“滾滾”了。但“滾滾”是如此強大，睡了一夜，我已經忘記了那個湖，下意識又回到了“不盡長江滾滾來”。稍後才反應過來，那個水庫就是長江，浮在水面的島是被淹沒的山頭。繼杜甫道法自然的“滾滾”這一命名之後，長江的另一次命名，“高峽出平湖”已成為事實。

　　我熱愛河流，每回在大地上旅行，當我知道我就要來到一條河流邊的時候，總是會熱血沸騰起來，魂魄出竅，向着大河奔跑、手舞足蹈、瘋子般地大喊，在往昔的時光中，我曾經如此地奔向過瀾滄江、金沙江、怒江、湄公河、密西西比河……多年前，當我抵達瀾滄江之源頭的時候，竟然噗通一下在沼澤地上跪下去，渾身是泥。河流具有神力，我總是中魔般地撲向它，這種沖動與生俱來，同樣的感覺隻在我走進寺院或教堂的時候發生。

　　在我一生中，我曾經多次懷着激情奔向長江。1970年，我在昆明北郊的一家工廠當工人，當時國内形勢很嚴峻，美國飛機就在離雲南不遠的越南國境内日夜轟炸。每個工人自動成為民兵。工廠請廠裡的複員軍人組織我們進行軍事演習，翻山越嶺，背着步槍和行軍鍋，像一隻真正的部隊那樣，急行軍，每天走80多公裡。第三天，來到金沙江邊一個叫白馬口的地方，共産黨的紅軍曾經在那裡渡過金沙江。翻過最後一道山梁，高原忽然開闊，即刻就看見金沙江在山崗間流着，像是正在溶化的碧玉。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見大河，狂叫一聲“金沙江！”就朝着它跑起來，所有人都在跑，隊伍亂了。跑最前面是一杆紅旗，鍛工車間的林曉軍舉着它飛跑。在山路上跌跌撞撞地奔跑了近兩公裡，才跑到河流邊上，在亂石灘上撲通跪下去，捧起江水就喝。那不是因為口渴，好像是喝下了一條河流到自己的生命裡。

　　1979年，在重慶的朝天門碼頭我登船棄岸，沿着李白順江東下的路線，三天三夜。穿越三峽和夔門，一直抵達江漢平原。大江流日夜，我領會了屈原杜甫李白蘇東坡詩歌中的河流。這次旅行激發的激情，從青年一直激蕩到中年。

　　1999年我在麗江大具附近的金沙江大峽谷中，命懸一隻肥皂盒般的橡皮筏子，渡過驚濤翻滾的大河，沿着懸崖絕壁上的一條縫爬到公路上，那一天我在身體和膽略上進行了加入英雄種族的自我修煉。

　　2003年我與朋友乘着一輛越野車穿越湖北省的公安縣，于黃昏抵達江邊，看不見長江，隻聽見鬼魅般的輪船在大霧中突突行駛。江岸的垃圾堆裡丢着一個正在長青苔的骷髅頭，裡面有半罐子混濁的江水。

　　2006年在武漢，與詩人張執浩、小引、艾先、賀念等在漢口的一個碼頭看長江，日落時我寫了一首，其中有句：

　　三十三年

　　知我者

　　唯詩與長江

　　我應邀來秭歸參加祭祀屈原的活動。秭歸已經不是本來的秭歸，屈原的老家沉在水庫下。新秭歸是一座急就的新縣城，按照大城市的風格設計，寬闊的大街，水泥高樓，平庸但實用，開會還不錯，人住在裡面就太荒涼了。街道上白天還算熱鬧，晚上就很冷清，難見人影，沒有夜生活，都躲在家看電視。唯一可以證明這是秭歸的是寫在各種大樓、門牌，廣告、标語上的“秭歸”“屈原故裡”這些字樣。古語說，物是人非。“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如今卻是物非人是，沒有勝迹。

　　人依然是，這個“是”不僅是生老病死，吃喝拉撒，也包括讀《離騷》、祭屈原。但江山面目全非，屈原在天有靈，要回老家看看，恐怕是找不到了。屈原當年“去故都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在那次流亡中，人被流放了，但江夏還在，“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如今的“去終古之所居”，那可是改天換地。“去洞庭而下江”，江不見了，沒有滾滾，那裡隻有個水庫。楚辭裡面，沒有水庫一詞。

　　我們一行寫詩的，現在是秭歸的貴賓，每個人發了一套白色的仿絲馬褂，一條黃絲帶，都穿戴起來，在樓下排隊。風一來，一行人飄飄欲仙，很興奮，好像我們是一群唱詩班的好學生。我參加過世界上的幾個詩歌節，如此戲劇性地對待詩人的，隻有中國。我戴着個墨鏡，雪白的馬褂，金黃色絲帶一圍，酷斃了。楊黎見了，也去借個墨鏡戴起來，韓東和張執浩戴着近視眼鏡，四個人合影了一張。我們通過詩歌相識，寫詩走的都是五四以來的白話路線，現在在古代詩人屈原的故鄉合影。

　　屈原以前，《詩經》是正宗。離騷的長句，相對詩經的四言，就是新詩，自由解放，橫空出世，擴展了漢語詩歌的空間。成千上萬的人已經出門，街道上熙熙攘攘，旗幟标語挂得到處都是，萬衆一心，都湧向長江，都念着屈原。通往江邊的路有一條封鎖線，警察守着，專供嘉賓走動。封鎖線兩邊已經擠滿了人，都在看走在中間的家夥，我以為大家是對被邀請的明星模特什麼的感興趣，走了一陣，才聽出來他們是來看詩人的。詩人來了，有個大姑娘摟着另一位姑娘，悄悄地說。路上，有個小夥子擠出人群，拉開隔路的塑料帶子，鑽過來，請我在我二十年前出版的薄詩集上簽名，心裡一陣感動，隐約想起曆史那些崇拜文學的黃金時代。現在才感覺到這真的是在秭歸了，建築上看不出來，屈原故裡藏在當地人心裡。

　　歌聲起，屈原祠後面噴起一溜藍色焰火。祭祀開始了，幾個農人擡着一案烤豬頭、土香、瓜果、五谷、雄黃酒什麼的從站在一旁的群衆中走出來，直奔台上。祠前已經支一隻大香爐，一張案子。衆人将供品擺好，上香三柱。然後詩人一行跟上敬香，大家清一色地穿着馬褂，系着黃絲帶，年級最大的詩人流沙河和餘光中走在最前，大家都走得很戲劇化，盡力使步履莊重。

　　一行詩人，寫詩風格完全不同，甚至在詩歌寫什麼、如何寫上尖銳對立、南轅北轍。老一代詩人維護美學秩序，年輕一代詩人反傳統，玩後現代。但屈原，個個都服，個個都要拜。屈原已經超越了詩人身份，成為中國諸神之一，他是漢語創造的神靈。寫詩的要服，不寫詩的也要服。沒有權力的要服，大權在握的也要服。在中國，不服屈原、孔子、老子、李白、杜甫、蘇東坡……這些人，你服誰？他們就是耶稣一樣的人物。

　　屈原并非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為之樹碑立傳的那類詩人，西方詩人無論如何傑出，他們總是局限在圖書館，局限在知識和智慧的範圍内，他們永遠坐不到“最後的晚餐”那張桌子上。而在中國，一位傑出的詩人，那就是一位神靈，他們對人生的影響，就像宗教人物。杜甫是詩聖、李白是詩仙。在唐代的時候，詩人賈島的粉絲，為賈島造像，稱其為賈島佛。

　　我認識屈原，不是從閱讀他的詩篇開始，而是從童年時代的端午節開始，屈原首先是挂在家門口的菖蒲的濃烈香味，是用棕葉包起來的粽子、是外祖母腌制的鹹鴨蛋。屈原詩歌的影響，不僅是在書本上，更是在菖蒲氣味上，許多中國人可能從來沒有讀過屈原，但他們要過端午節，要吃粽子。從大地人生升華成為“非常道”的“詩經”，根底卻從未離開大地，循環往複，它的高端在書面上，它的低端卻從“君子蘭”回到菖蒲，回到可以一飲而盡的雄黃酒。

　　屈原吟詠離騷，說的是楚國方言，那時候還沒有普通話，秦統一文字，沒有統一字音。這是上策，漢語因此即可不同地域的人在字面上交流，又保持着方言的豐富和創造活力。人們用漢字交流，在方言中生活，方言也豐富滋潤着漢字。我聽說，李國傑們的詩，還保持着祭祀的功能，為婚嫁喪事而作。這與雲南地方許多民族的巫師相似，他們既演唱民族史詩，也要為日常生活蔔筮招魂。

　　中國詩起源于蔔巫，巫事在原始時代，是非常實用的，茲事體大，并非後來那樣隻是抒情言志、吟風弄月。詩首先是通靈，與神靈對話的，是神韻，神話，通靈而文之，才成為文明。荀子講得很清楚“天旱而雩，蔔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禮論》）所以許慎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亂也”。有了文字，本立而道生，神進入文，詩脫離巫，成為文明，以文明世了。許多民族都有神時代，但後來發展成宗教，隻有中國，神化發展成文化。中國是文明，不是神明。

　　祭司屈原的活動另一部分，是劃龍舟。 我第一次參加，以前雖沒有見過，但也從書上了解一些。這是端午節的主要習俗。據說當年屈原投江，人們劃船順流追趕，追到洞庭湖都不見蹤迹。人們擔心屈原的遺體被魚蝦吃掉，就每年五月初五劃龍舟驅散江中之魚。端午節起源于對屈原身體的保護，就像耶稣，首先是釘在十字架上的身體。資料說，端午節那天，鼓鑼喧天，喊聲陣陣，龍舟你追我趕，河兩岸人頭攢動，萬衆歡騰，劃船的，看熱鬧的都被江水淋得濕漉漉的，非常好玩。

　　到了那裡，卻發現江邊的水泥大壩上修起了檢閱台，搭着巨大的遮陽棚，安裝了高音喇叭，觀衆遠遠地坐在台上，要看清楚江面上的船隻，得用望遠鏡。高音喇叭裡面，有人在指揮船隻列隊集合，像是奧林匹克的一個次要項目。大家煽着扇子，會場裡嗡嗡聲不絕于耳，江上傳來些聲音，好像是劃船的隊員自己在為自己加油。

　　我年輕時，畏懼楚辭，道聽途說，以為那是天書，讀不懂地，也就真的讀不懂了。時代風氣也不喜歡屈原，屈原是巫師，與唯物主義相悖。國家語文教育是向着對屈原敬而遠之的方向去，注重淺顯易懂，注重政治正确，屈原，深究下去，會令人尴尬。大學畢業，學生基本已經讀不懂屈原，甚至不知道屈原了。我偶爾還是翻翻，翻了多年，忽一日讀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餘兮目成”，好！一巴掌拍得手心生疼。楚辭在我心目中的艱深形象即刻大變，就讀進去了。

　　屈原是他那個時代的另類，少數。屈原時代，“周室衰微，戰國并争，道德陵遲，谲詐萌生”（王逸）。公元前316年，秦滅蜀，成為一個大國。這個北方崛起的“虎狼之國”，代表着曆史發展的新趨勢，民族國家楚面臨着強秦的“全球化”威脅。前237年，嬴政登基，221年秦滅齊，統一中國。屈原是個先知，他當然預感到楚的命運，“秦，虎狼之國，不可信”。這個“虎狼之國”是那時代不可抗拒的軍事力量、商業力量和文化力量。它将西周以來“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曆史大勢發展到極緻。六國将要喪失的不隻是國家，更是民族。

　　《戰國策·楚策一》說，“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陽，地方五千裡。”據專家考證，在鼎盛時期，其地跨現在的十一個省，有三百餘縣，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曆史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在戰國時代，六國各有其文字，文字語言的發展方興未艾。戰國時的文字有兩大系統，王國維稱東土文字與西土文字。東土文字是中原六國的文字系統，也稱蝌蚪文，有晉，楚，燕，齊四系。西土文字是秦文字系統，稱籀文、大篆。車同軌、行同倫還可以接受，書同文就可怕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以秦篆、秦隸作為全國通行的文字，其他文字逐漸斷代。“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于山川得鼎彜，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亂也。（《說文解字序》）

　　屈原是一位民族詩人，楚國地方的民族詩人。離騷，就是對離的憂慮，屈原最憂慮的就是離，與什麼離？“與終古之所居”離，與故鄉世界離。“去終古之所居”不僅僅是從故鄉被流放，更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從民族語言中被流放。“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将從彭鹹之所居！”“美政”，屈原在政前面強調的是美。在這裡，“美政”不僅僅是參與執政。美政，美者，甘也，政者正也。美政，就是以美來正。政，正什麼，正（用作動詞）文也。“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屈原還如何美政呢？

　　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離憂”，這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永恒的詩歌主題，“終古之所居”，一次次地被時間、文明、曆史連根拔起，流亡、放逐，一直激發着各時代詩人的靈感。一次次地“去終古之所居”，使一代一代的騷人墨客悲傷憂憤，也成就他們作為文人的不朽生命。

　　屈原自稱“靈均”，“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靈均就是通靈者，正則，就是招魂布道，對某事給個說法。屈原說得準，靈驗，所以叫“靈均”“正則”。屈原時代統治者還迷信美政，所以屈原得以參政，正文。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娴于辭令”，正像我在雲南認識的那些彜族巫師，巫師必須“博聞強志”因為民族開天辟地的史詩都是口傳，而招魂過程中又要根據當下、現場有所新的發揮。“明于治亂”，如果部落有事，紅白喜事、天災人禍，巫師就要出來蔔卦招魂，治亂，就是安撫混亂無章的人心。屈原是巫師，但他不是一般的巫師，他是大巫師，大主祭，“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那時代政巫合一，古代延續下來的傳統，大小事故，部落首領都要聽巫師的，要等巫師蔔卦問天，才能決定動靜。巫師替天行道，自然也就是“正則”。

　　在被流放之前，屈原的招魂也許還是遵循着傳統巫師的套路，但放逐使是他從傳統的為國家社稷招魂的“美政”裡解脫出來，為大地和自己招魂了。屈原不再是楚國的“靈均”“正則”，而是大地的“靈均”“正則”。流放使他超越了巫師這一世俗性的職業，從楚國的官方祭司成為自由的歌者，從哀怨的楚國逐臣升華為獨立自由的宇宙詩人他，他的詩獲得解放，他的招魂與衆不同，他利用招魂的形式，唱自己的歌。他終于像聖者莊子說的那樣“吾喪我”，屈原所喪的“我”是楚的三闾大夫之“我”，“吾”是宇宙之“吾”。從自我走向大吾，從美政到美文，這就是屈原的吾。這個轉變所産生的傑作就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天問》。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斡維焉系，天極焉加？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這種問是根本之問。與哈姆雷特的“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不同，這種追問不是懷疑，否定，而是對存在的贊美、肯定。

　　今存最早的《楚辭》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注。”（《四庫全書總目》）注解楚辭後來成了一門顯學，“道”注楚辭、“我”注楚辭很普遍，大知識分子都以能解楚辭為榮。嚴助向武帝推薦他的同鄉朱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漢書·朱買臣傳》）《漢書·王褒傳》也載：“宣帝時，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裒集？如果楚文字不傳，楚辭是怎麼裒集的？誦讀，誦讀者說的是楚語還是秦聲？蝌蚪文已經滅亡，屈原的詩是用蝌蚪文流傳的還是口傳的？屈原是寫詩還是吟詩？

　　我估計他是述而不作，像孔子那樣。述而不作是古代文明史的一個階段。提到楚辭的文獻幾乎沒有提到文字，隻說楚聲、傳、誦之類，“楚人高其行義，玮其文采，以相教傳”。如果屈原的詩，在楚是口頭傳誦，到劉向時才整理成文本，那麼劉向功莫大焉。從辭到文，這是文明的大進步。屈原的詩在當時就被傳頌，傳誦用的是楚聲。就是有文本，那也是蝌蚪文，我估計民族詩人屈原大約忌諱用虎狼之國秦的籀文、大篆記錄他的詩吧。哪怕秦文已經像今日的英語一樣已是更先進，更方便交流、貿易的語言。劉向是如何“裒集”的？是否也像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民間文學調查隊，深入楚地，将收集到的楚辭用秦文字（普通話）加工處理，去粗存精“一言以蔽之，詩無邪”？“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如何“粲然”，黑暗的部分是什麼？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楚辭“雖取镕經意，亦自鑄偉辭”，王逸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谕，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鸾鳳，以讬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離騷序》從中原的道統來理解楚辭，似乎楚辭裡面，什麼都是隐喻，未免可疑。他們忽略了屈原本是一位地方詩人。王逸們或許沒到過楚地，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沒有經過田野調查。他們隻看到楚辭在象征中的升華。“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迩而見義遠”。而忽略了楚辭與大地、本土的關系，忘記了屈原不僅是“左徒”“三闾大夫”，也是“遊於江潭，行吟澤畔”、披頭散發的原住民。倒是宋代黃伯思說得好：“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宋文鑒》卷九十二《校定楚辭序》）姜亮夫先生指出：“蓋屈子所陳，乃齊楚所習聞，與《老》《莊》《山經》相近，……故不與儒墨之言應也。……魯與三晉史料，大半經過儒家一派人的整理，其實，真象埋沒的很多。……研究古史，我一向主張當分别地域以求其異，不當混一東西南北以求其同。”

　　屈原的生活世界，在雲南世界中最可以體會。我從雲南昆明來到秭歸縣，先乘一個兩小時的飛機到武漢，又坐一天汽車，才到秭歸，夠遠的。但雲南與楚地卻有密切的曆史淵源。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始楚威王時，使将軍莊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裡，旁平地，肥饒數千裡。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從其俗，以長之。”

　　後來我讀楚辭，感覺雲南山川風物，頗似楚。比如山林之饒、火耕水耨，比如“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雲南乃蠻夷之邦，楚人也自稱：“我蠻夷也”（《史記·楚世家》）雲南是衆神狂歡的世界，各民族的神靈不同，但彼此和睦相安。張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說：“對于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于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黃瑞雲在《楚國論》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曆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争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辄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

　　楚地後來逐漸趨向中原文明，但橫斷山脈中的雲南，到了二十世紀，依然在某種程度上繼續着屈原時代的生活世界。比如“紉秋蘭以為佩”“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與莊蹻時代大同小異。徐嘉瑞說，“楚國祭神之俗，如《九歌》中之神，在中原早已消滅者，反保存于大理之本主廟中……所謂本主，其神與東君、雲中君……極相似。（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我發現如果把屈原想象成雲南某民族部落中的巫師，楚辭就更容易明白，楚辭當然有虛構的成分，但同時也是很具象很現實的。雲南人讀楚辭最容易體會，對于雲南人來說，楚辭并沒有那麼遙遠，因為有大地之象。

　　我記得少年時代在父親的一本日記本的插圖看到徐悲鴻根據屈原詩歌創作的彩繪，披着樹葉纏着藤條的女妖騎着豹子在山中走，并不以為怪。我雖住在城裡，但要看見一頭豹子并不困難。有一天，住在我家院子裡的一位鄰居大哥就曾經從山裡捉到一頭小豹子，後來我們把它交給了動物園。我20歲時在農場，整日談論的就是豹子和關于豹子的傳說，土著人經常來我們的農場裡玩，烤土豆吃。豹子的種種傳說就是他們在火塘邊說起的，騎在豹子背上的人，就是他們的祖先。豹子們就住在我宿舍附近，最多隔着幾裡路，有時候就在農場的壕溝裡躺着，我曾經看見過它們凸出黑夜表面的綠色眼睛。

　　有一天我與住在峨山的彜族詩人柏葉在他家鄉的幽暗山谷中漫遊。“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他忽然說，你看見沒有，那棵樹上爬着女鬼。他說這個話很自然。他真的看得見。這裡有精靈，那裡有女妖，他看得見。同行的一位彜族女子，扯了很多樹葉和花朵，編成冠戴在頭上，唱着歌，夕光照耀着她。真個是“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屈原是一位大地詩人，他的詩是人生經驗的産物，他升華、神化了這些經驗。蘭草本來是普通的草，屈原将他升華成某種品格的象征，但這個象征的源頭是楚國的大地。屈原如此深切地熱愛祖國，因此故鄉世界在他看來已經和仙境差不多了。李白說，大塊假我以文章。李白是從楚辭得到的啟示，在李白的詩歌中，同樣把大地升華為天堂仙境，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潮流，與西方将大地視為地獄、改造對象不同。漢以後，中原文明逐漸發達，像歐洲一樣，屈原們原生态的生活世界逐漸消失，研究楚辭的書呆子們沒有田野經驗，就以為屈原是什麼超越現實的浪漫主義。

　　另一日，我在楚雄南華看彜族巫師（畢摩）的祭祀活動，“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餘占之”，完全如屈原詩中所述。而且畢摩也唱開天辟地的歌，但與屈原的《天問》不同，畢摩的“天問”是對民族起源的追溯。例如彜族古歌《阿細的先基》“最古的時候，沒有天和地。可有生天的，可有生地的？”這種追問是古歌謠一個傳統，屈原發揮創造了這個傳統。

　　祭祀活動搞了兩天。第三天早晨登車回武漢轉機。客車上了高速公路，就在良田千頃的平原上跑起來。這是江漢平原腹地，湖北省的魚米之鄉。臨窗眺望，五谷青青，阡陌交錯。顯然不再是屈原時代的大地了，但生生不息。秦在屈原，乃虎狼之國。對于中國曆史，卻是文明的偉大進步。曆史、文明，隻要生生，滄海巨變，又何惜哉。不是惋惜，也不是懷舊，隻是要把情況和我在此時代的心事說清楚。曆史就是曆史，必須秉筆直書。

　　車子忽然離開高速公路，朝潛江城裡開去，停在一家小飯館門口，迎上來一群素昧平生的人，一一介紹，都是住在潛江的詩人。潛江，因為境内有河道分流漢水入長江，取“漢出為潛”之意命名。潛江的地主們聽說外地詩人來了，要喝上一杯。黃灣藕、油焖大蝦、好酒數瓶已經擺定。一行人皆大歡喜，噓寒問暖，叙舊說今，頻頻舉杯，微醺。同席的有呂露、梁文濤、張執浩、餘笑忠、黃明山、于堅、烏青、韓東、大頭鴨鴨、楊黎、艾先、彭家紅、楊義祥。

　　共兩桌。

　　草于二〇一〇年六月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改

　　主 編 |楊玉昆

　　副 主 編 |楊瓊 張國華 田芳 王定波

　　執行主編 |田芳

　　編 輯 |任天能 李潔

　　主 辦|中共昭陽區委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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