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篇名為《注意!這些字詞的拼音都被改了!》的文章在社交媒體引起熱議。“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鬓毛衰(shuāi)。” “遠上寒山石徑斜(xié),白雲生處有人家。”“一騎(qí)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等經典古詩文的一些字的讀音改動讓大家驚呼不已,曾經錯誤的讀音似乎變成正确的。關于讀音的争議這篇文章已經說的非常清楚了,新版《審音表》公布後: 我們如何讀古詩文,今天這篇文章更多的是想分享如何科學的讀古詩?
詩歌應該怎麼讀才科學?伴随着近年來的“國學熱”,本已沉寂許久的吟誦又進入了人們的視線。據吟誦的傳承者們說,他們吟誦的調子反映的是唐朝乃至更早的古人是如何讀詩的,屬于文化活化石。吟誦更成為了各路“國學大師”的基本功,無論文懷沙、葉嘉瑩還是周有光,皆被許為“吟誦大家”。
官方的文化機構顯然也對他們提供了強大而有力的支持 — 中國多種地方吟誦已經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産,其中佼佼者如常州吟誦更是榮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成為重點保護對象。但是,神秘的詩詞吟誦在古代是否真有如此高的地位?吟誦的曆史究竟有多長呢?
輔助記憶的手段
但凡背誦過課文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 散文不如詩詞容易記住,而詩詞又遠不如流行歌曲容易記住。
人類對聲音的記憶受聲音本身特性的影響,作為聲音的一種表現形式,語言也不例外。相對于漫無規律的聲音,人類大腦更容易記住有規律的聲音,因此規律的韻文,如詩詞歌賦更容易被人記住,反之,背誦散文的難度則要大得多。
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書寫的重要性相對較弱,文學作品的傳播更加依賴口語,所以傳承下來的口頭文學往往是韻文。為了方便記憶,不同文化會根據語言自身特點,增強聲音的規律性。
如英語是分輕讀重讀的語言,所以英詩講究音步(foot),靠重讀音節和非重讀音節的排列組合實現輕重抑揚變化。同時,英語詞尾音節結構複雜,故而傳統的英國詩歌也講究押尾韻。而英國的鄰居法國的詩歌則大不一樣,法語音節輕重之分并不明顯,因此法語詩歌并不講究音步,而是隻重視押韻。法語的祖宗拉丁語則詞尾變化很少,押尾韻意義不大,所以隻靠音步;又由于拉丁語詞較長,音節數量多,如英語般的強弱交替很難做到,因此拉丁語的音步節奏更加複雜多變。
柯爾克孜族的長篇史詩《瑪納斯》中則有所謂押頭韻的做法,即上下兩句用同一輔音開頭,此種手段在古英語詩歌《貝奧武甫》中也有應用。壯詩的有些句子則在句中押韻,以利演唱山歌時停頓。
《貝奧武甫》(公元八世紀左右)講述了斯堪的納維亞的英雄貝奧武甫的英勇事迹,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最古老、最長的一部較完整的文學作品,也是歐洲最早的方言史詩。
用較為單調重複的音樂加以伴奏也是輔助記憶的常用手法。語言與音樂配合能極大地提高記憶效率,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引發“耳蟲效應”,讓人不得不記住。前面已經提到壯詩有山歌調伴随,而在如《瑪納斯》之類的超長篇史詩的傳承過程中,音樂的功用更不可忽視。
流行的神曲基本都會産生”耳蟲效應“,旋律簡單,不斷重複,在大腦中形成長期記憶。
韻樂同存
中國傳統的韻文則因為漢語的特點而有很大不同。
漢語是單音節語言,同漢藏語系其他語種相比,漢語較早地丢失了複輔音,形成了特有的聲母 - 韻母體系,一個字占一個音節,各音節長度除入聲外大緻相等。這一特點使漢語音節較其他語言更整齊劃一。而中古以後的漢語一直是有聲調的語言,至遲自中古時代始,中國人就開始自覺挖掘漢語聲調因素的審美價值。近體詩、長短句、南北曲甚至小說、彈詞、地方戲曲中的韻文,無不受四聲體系的制約。
因此,漢語韻文除了講究押韻、平仄外,也素有文樂一體的傳統,文學除了書于竹帛,還要被之歌詠。
工尺譜是近古以來,漢語音樂文學常用的記譜形式。
五胡亂華,中原大亂,南渡士族中流行的“洛生詠”,就是洛下書生的吟誦聲調。謝安面對要殺他的桓溫作洛生詠,吟誦嵇康“浩浩洪流”詩句,桓溫被其曠遠的氣度折服,于是放棄了殺他的念頭。顧恺之卻把洛生詠說成“老婢聲”,覺得其音色低沉重濁,像老太太說話。
明初死于朱元璋屠刀下的詩人高啟曾寫過一首詩,叫《夜聞謝太史誦李杜詩》:“前歌《蜀道難》,後歌《逼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烏夜起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如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把一位謝太史深更半夜吟詩的意象,寫得很驚人。
這樣的歌唱傳統就是所謂的吟誦,簡而言之就是拉起嗓子來把古代詩文的字句都唱出來,而不用日常說話的語調。五四時期,舊式文人反對白話詩的一個理由就是白話詩不能吟,所以不能叫詩。
不難看出,吟誦本是輔助記憶的手段,沒什麼神秘可言,不是用來表演的藝術形式,更不應該是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産”。本質上甚至可以說,吟誦的作用機理和近年在以 Bilibili 為代表的網站上流行的“鬼畜”視頻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通過不斷重複的語音和樂段配合,達到讓人印象深刻的目的。
不古的古風
雖然吟誦發端于保存記憶之用,但畢竟古已有之,它是否保存了古人的讀音,也保存了古代的音樂?遺憾的是,現今各路吟誦的調子和古代音樂幾乎都毫無關系。
中國最早的韻文合集是《詩經》,《詩經》305 篇,按道理是篇篇有樂曲與之配套的,但今天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詩經》樂譜是南宋人“複原”的。在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中,載有南宋趙彥肅所傳的《風雅十二詩譜》,音樂史家楊蔭浏譯過這個譜子,譯完不忘加一句:“這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
《風雅十二詩譜》中的《關雎》曲
《楚辭》和《詩經》一樣,原本也是可以和樂歌唱的,可惜曲調早佚。史書裡記載過兩位會唱楚辭的人,漢宣帝時候有個“九江被公”,隋文帝時有個“釋道骞”,看起來都是神秘人物,與今天裝神弄鬼神神秘秘的“國學大師”應屬同道中人。
莫說《詩》《騷》,其實甚至連中古時代的譜子也幾乎沒有傳世的 。中古中國受到波斯、中亞音樂的影響形成的燕樂,成為當時的流行音樂。唐代律詩、絕句都可入樂,但其樂譜均已失傳了,詞譜也幾乎全部失傳,唯一存世的就是一本《白石道人歌曲》。
既然如此,現今各種吟誦調又是從何而來呢?
當詞樂失傳後,明清時代的人們喜歡用其他音樂形式的曲調(主要是南北曲)來唱詞。昆曲在明清盛行二百年,被公認為正聲雅音,受到知識階層的普遍青睐,古詩詞吟誦調受到昆曲的影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編撰于清朝乾隆年間的《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和編撰于道光年間的《碎金詞譜》,收錄了大量明清人用昆曲重新譜寫的唐宋詞。毛澤東晚年專門錄制了一批,每首曲子都反複聽,有時興之所至,還要改動幾句詞,讓錄制組重錄。
毛澤東聽《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時,曾将末句”舉大白,聽《金縷》“改為”君且去,休回顧“。
除了昆曲,佛教音樂也進入到各種吟誦調中,胡适曾說過:“大概誦經之法,要念出音調節奏來,是中國古代所沒有的。這法子自西域傳進來,後來傳遍中國,不但和尚念經有調子,小孩念書,秀才讀八股文章,都哼出調子來,都是印度的影響。”和尚念經叫“呗”,即梵文 Pathaka,就是贊頌、歌詠的意思,誦讀佛經其實采用的也是歌唱的方式,并往往用樂器伴奏。
甚至民間流行的某種曲調,也會成為該地區流行的吟誦調子。楊蔭浏采集了蘇南地區對于同一句《千家詩》幾種不同的吟誦法,認為其中一種就是無錫舊時民間流行的宣卷聲調。家庭婦女們晚間聚在燈下誦讀唱本小說的時候,用的也是這種音調,後來由灘簧而來的滬劇中“過關調”也用這個調子。
當然,作為輔助記憶的手段,吟誦的調子講究程度其實相當低。不用說因地方的不同而曲調不同,就是同一個人念兩次,旋律也可能不一樣。至于吟誦調旋律是否好聽,因為和輔助記憶并無關系,也就不需要吟者關心,但為了追求規律,吟誦調的單調性是确定的。學會用一種腔調吟詩其實并不是件難事,隻要學會了一首平起式的和一首仄起式的,其餘的不學自會,因為同一格式的詩用同一種調子吟起來是差不多的。
精于常州吟誦的趙元任就說過:“無論是‘滿插瓶花’,或是‘折戟沉沙’,或是‘少小離家’,或是‘月落烏啼’,隻要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就總是那麼吟法,就是音高略有上下,總是大同小異,在音樂上看起來,可以算是同一個調的各種花樣(variations)。”
而用方言吟誦更是清朝以來才形成的“傳統”,根據明朝在中國的傳教士的記載,明朝上流社會的讀書人都是說官話的,隻有不識字的販夫走卒才使用方言。
但是今天各地的吟誦卻普遍使用當地方言。仍以趙元任為例,他的回憶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種情況:“我出生在天津,說的是官話,但不會用官話讀文言文。我的家鄉在吳方言區西部邊界的常州,它靠近官話方言區的南界。以前我會說常州話,但不會用常州話讀文言文。9、10 歲上回到家鄉,開始讀書、念文言文。我的老師是常州人,他怎樣教,我就怎樣讀。所以,我雖然會說官話,卻隻會用常州話讀文言文和吟詩。”
但即便是這樣的吟誦,在當下也已屬難能可貴。由于吟誦被神秘化和高雅化,不少本不會吟誦的“大師”對其趨之若鹜,于是各種新創吟誦層出不窮:如文懷沙的“嘯叫式吟誦”竟被不少人追捧,公開宣稱不會常州話的周有光也成了常州吟誦的代表人物,甚至有“文化學者”以子虛烏有的“國子監官韻”吟詩。
然而吟誦詩詞畢竟是“國學大師”的事,而對絕大多數新一代中國年輕人來說,每天登錄 Bilibili,觀看各式各樣的“鬼畜”視頻才是他們覺得更加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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