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迷失了的報道。

　　最初，編輯報的選題，是在莎士比亞和湯顯祖逝世400周年之際，用“回到舞台上的影視明星”來呈現戲劇的魅力與價值。

　　因此，我想要的采訪對象是胡歌、黃渤、黃磊、袁泉、郝蕾，前兩位的商業價值高，黃磊在戲劇領域做了很多工作且不限于演員身份，後兩位是大衆心目中的話劇女神。

　　選擇他們的另一個原因是，我不想把中國戲劇和戲劇人的現狀寫得悲觀灰暗。

　　兩位女演員直接拒絕了采訪，三位男演員都表示有興趣，但采訪時間需要等大約一個月。

　　雜志不願意等，在有限的時間裡，隻能約到誰就采誰，邊采訪邊調整報道角度和主線。

　　最後寫成這樣，我也不能說“我盡力了”。

　　戲劇也好，報道也好，一個手藝人或者一個行業要做出好東西，時間、心思、适合的人都不能少，流程也不能亂。

　　梅婷在《我愛桃花》演出中

　　梅婷去了上海，天天排練。王京花三天兩頭飛過去，跟她說有哪些影視劇在談。

　　找過來的影視劇，給梅婷的幾乎都是以往那種“挺順眼”的角色。從《不要和陌生人說話》裡的妻子往後數，她一直在演類似的溫婉女性。“其實每個人都是多層次、多面的，我的性格也不是什麼溫柔順從，一直演這種，對演員來說是一種消耗。”

　　有時候，梅婷試圖在同類角色上做一些創新，和導演商量“這次我想這麼演”，“導演說，請你來就是讓你（像以前）那麼演，你别這麼演，行嗎？”

　　“算了，太累，怎麼掰也掰不了。”

　　這些情緒積累到2009年底，導緻梅婷鐵了心要演《我愛桃花》。“越是别人說，這不是你的角色，你演不好，我越覺得我就是可以，我就去證明，演給你們看，瘋了一樣。”

　　在舞台上轉變角色類型，是相對可行的路徑。“電影電視劇，導演是核心，演員想怎麼演，導演說不行，有時候導演說‘行，你演吧’，回頭給你剪掉，你有什麼辦法？但是在舞台上，演員比較主導，上台了我們就演了，導演說什麼都沒用了，這個是我心裡特别過瘾的部分。”

　　然而，轉變有風險，這是身為經紀人的王京花的擔心。她和梅婷僵持着，終于到了故事開頭的這一天，電話在大雪的窗前打了好長時間，王京花說：“我服了，你的決心太強了，你去吧。”

　　速效救心丸 事實上，王京花畢業于中國戲曲學院表演系，她旗下的很多演員有舞台演出經驗，“哪怕有一些演員沒有，她也鼓勵他們到舞台上去嘗試，”梅婷說，“我覺得這特别對。”

　　《我愛桃花》進入彩排階段，王京花到上海陪着梅婷，邊看邊給建議。那年3月，紅肚兜、翠衫兒的梅婷一臉桃花妝，捏着粉手絹，叫一聲“哥哥，不想讓你走”，從上海演到了北京，袁泉、趙寶剛、胡軍、辛柏青、朱媛媛、秦海璐、吳越等圈内人到場觀看。

　　梅婷越發上了瘾，《我愛桃花》全國巡演完，又排演了話劇《天堂隔壁是瘋人院》和《人面桃花》，演完就到了2011年底，梅婷還要去德國看戲劇節，“還想再看看有什麼（好戲），回來繼續演舞台。”王京花說，我跟你一起去吧。

　　到了德國，梅婷看戲，王京花坐在旁邊，遞過來一個電視劇劇本：“你看看，還行嗎？”她說“還行”，“導演也不錯。”“嗯。”“那我就走合同了啊。”“啊？都走合同了？”“你不能老這樣！”兩年間，梅婷推掉的影視劇中有不少播出後大受歡迎的，王京花痛心疾首：“你知道那幾個劇多火嗎？”從德國回來，歇了兩天，梅婷就進劇組了。

　　“每次排完一個話劇，我就會覺得生命裡補充了很多能量，”梅婷說，“拍了一個電視劇就覺得，太累了！拍電影又不一樣，得看是什麼樣的電影。”

　　因電視劇成名的梅婷，接到的電視劇邀約比舞台劇多得多，“直白地說，就是各種機會和誘惑，但是另一方面來說，我覺得演員最放不下的，是好角色。”要做取舍的時候，梅婷就看做好的計劃，“這兩年我們說好了演什麼戲，版權談下來，各方面都弄好了，就沒有太多糾結了。”

　　“你說有野心、名利，都是好的，都是一種促進你往前走的動力。但我就是覺得，可能有些東西，比方說被行業内的人認可，對我來說也是挺看重的一件事。電視劇挺表面的，别人對你的好感或者認可就來源于那個角色，你怎麼才能更加證明自己？所以我就想，先埋頭把這事（舞台劇）幹好，如果這個戲真的特别好，你不用去吆喝，恨不得半個圈裡的人都來了。”

　　後來，她和中戲同學陳明昊一起做了一件“自己的事情”——成立蛇槃兔劇場。陳明昊畢業後一直緻力于舞台劇，他倆經常交流，都喜歡有力量的、不局限于傳統的戲。有了劇團，兩人找到喜歡的劇本，就把平日各自分散的話劇圈朋友召集起來，談版權、排練、演出，梅婷投資。

　　第一個孩子出生，梅婷積攢了很多感受和能量，陳明昊說：“你這個能量釋放給電視劇太可惜了，應該上舞台。”

　　最終，釋放的渠道是話劇《第二次别離》。他們排了兩個版本，北京版古典，上海版現代。到了上海，白天重排，晚上演出，“什麼都顧不上了，晚上也挺興奮的，全國巡演也覺得隻有幾天，特别短，演完還想聊點什麼，不聊就會忘了一樣，比演電視劇還累，比在家帶孩子還累。這段時間是特殊的。”

　　《第二次别離》劇照

　　《第二次别離》的每一部分都是梅婷的戲，第一場的對手是愛人，第二場是魔鬼，第三場是父親，“特别豐富，又興奮，又緊張，想演。”

　　有一天，離上場不到15分鐘，梅婷感覺到了急速的心跳，就像《我愛桃花》首演之前，手腳發涼，聲音發抖。這一次，她想演得更好，心跳得要沖出胸口。眼看大幕就要拉開了，她服下速效救心丸，走上台去。

　　成為顧香蘭 上台前，譚卓感覺嗓子特别幹。喝水，還是幹。原來不是口渴，是緊張。旗袍的衩開到大腿，盤花頭，妝容濃豔，珠環玉翠，一上台，她就是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天香閣的頭牌名妓顧香蘭。

　　譚卓是4年前認識顧香蘭的。相比之下，她不喜歡說“我演了四年顧香蘭”，而是“顧香蘭和我相伴了四年”。四年裡，顧香蘭在她的身體内成長，每一個瞬間都可能勾起來，“有天梳頭發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她梳頭發是這樣的。”

　　譚卓飾演青年顧香蘭

　　譚卓一開始的預想不是這樣的。她沒有正式演過話劇，也沒有聽說過《如夢之夢》。憑借婁烨導演的電影《春風沉醉的夜晚》出道并入圍戛納電影節“最佳女主角”之後，她接到的角色都是類似的文藝女青年：清湯挂面，眼神迷離，常常喝到宿醉。

　　經紀人把她推薦給《如夢之夢》劇組時，她剛好想讓内在的自我變得開闊，“舞台劇比較誇張，我希望通過外在的打開，來解開我内在的繩索和束縛。”

　　解開繩索的過程比她想象的困難。兩三個月的排練中，顧香蘭的難以把握和這出舞台劇的宏大像一場海嘯，讓她逐步失控。

　　有一天，譚卓和金士傑排練到夜裡，譚卓轉過身去，金士傑把她拉回來，看見她滿臉是淚，她在那一瞬間崩潰了，排不下去，隻會哭。回到家，十二點了，又打電話給另一個對手演員闫楠，哭，不知道該說什麼，也不知道怎麼辦。因為她在排練中發現，之前拍電影的表演風格和方式，到舞台上完全不靈，“我在台上變得什麼都沒有，因為沒有鏡頭捕捉你的眼神，給你一個呼吸和表情的特寫。”

　　她焦慮，熬夜看歌劇，“因為歌劇更誇張，把台詞唱出來。OK，我就通過這種方式來改變我的表現形式。”

　　她還不停地問導演賴聲川，問其他演員，問劇組的人：我演得有什麼問題？你們怎麼看？

　　不是模型啊 2013年，《如夢之夢》開始亞太巡演，之後每年在國内重演。大概演了一百多場，在去年的某一瞬間，譚卓才感覺“對了”。

　　劇中有一幕，年老的顧香蘭（盧燕飾演）在台上回顧一生，譚卓站在後面的坡上，讓觀衆看到年輕時的顧香蘭的美貌、婀娜、光彩照人。她穿着高跟鞋，把腰扭成S形，站上将近半小時，腿微微發顫。有時候，她會在盧燕的講述中出一會兒神，“我覺得她就在說她自己，她非常沉浸在裡面。我會跟着她進去，然後再回來，做一個好道具。”

　　老年顧香蘭說完，譚卓配合着台詞與音樂，從坡上緩緩走下來。她有次聽到觀衆說:“原來不是3D模型啊，是活人。”接着，兩邊側台湧出其他妓女，顧香蘭回過頭去，她們一起穿台而過。

　　《如夢之夢》演出現場

　　演出時還是會有很多意外。有次演到最後一幕，譚卓陷入了顧香蘭的情緒裡，把外衣脫掉，光着腳，開始哭，踉跄中踩到了裙角，差一點跌坐在觀衆的腿上。

　　她喜歡待在後台，前台的故事在演，聲音傳過來，每次聽到的都是不同的信息，“每一次都不同，每一年都不同，都會有新的體悟。”演出時，她至少提前4小時去後台，化妝、做頭發用掉兩個多鐘頭，然後換衣服、走台、試麥。午夜12點演完，到家卸去濃妝和滿頭的發膠，兩三點躺下，8點又起床，一天都放松不下來。

　　第一年，她不敢吃飯，不敢喝水，怕上台肚子發出聲響，候場時也不睡覺，怕身體腫，怕自己的狀态斷掉，還怕錯過上場。

　　演出結束很長時間，劇組微信群裡還有人說，夢到忘詞了或者拉場了。組裡大都是話劇演員，也有許晴、胡歌、李宇春等影視演員，聚在一起的氛圍讓譚卓感覺“跟影視的氛圍完全不一樣”，“特别好，物以類聚，來的人都特别好。”

　　去年11月至今，譚卓的影視工作沒停過，年底，她又要“回到”《如夢之夢》，那個環境讓她感覺很安全，“不像外面，你随時要奔，不知道會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群年輕人，這麼長時間為這部戲的人物體驗交織，第二年演的時候就是（劇中人）了，第三年大家開始生出自由的翅膀，有一些遊刃有餘。我很期待這一年。這對演員來講是一個很奢侈的經曆，人生中能有幾次？”

　　千分之一秒 2016年9月3日傍晚，香港原創話劇《最後作孽》在中國國家大劇院首演前，57歲的女主演餘安安有點擔心：内地的觀衆聽不懂廣東話，看字幕的時候會不會顧不上看表演？對白特意調慢了一點，會不會感覺不對？這個場地比較寬，我們會把情緒放大一點，能不能照顧到所有觀衆？

　　5個月前，她憑此劇拿下香港舞台劇最佳女主角獎，劉嘉玲、曾志偉設宴陪她慶祝，梁家輝夫婦贈送花果籃，黃秋生、鐘鎮濤前來觀劇。

　　劉嘉玲、曾志偉等人共賀餘安安（前排居中者）獲2016香港舞台劇最佳女主角

　　80年代，餘安安是香港影視紅星，深入人心的角色是TVB電視劇《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和《陳真》裡的方志新。結婚息影17年後複出，之後兩度被提名金像獎最佳女配角。

　　《最後作孽》是餘安安的第三部舞台劇，她自稱“學生”，接了舞台劇就把朋友聚會喝點小酒的愛好戒了，演出期間不出門，演完就回家休養。她飾演的薛太太要和億萬富翁老公鬧離婚、争家産，幾個回合下來，對白多且密集，情緒持續高漲，在香港演的時候，粵語飙得更快，“千分之一秒讓你去想下一句對白都沒有的，所以一定要精神很好，百分之一百地集中。”

　　最初，引領她涉足舞台劇的是好奇感：為什麼很多優秀的電影演員是舞台劇出身？為什麼外國最棒的演員，演一段時間電影，又會去演舞台劇？一上台，她就明白了，“舞台劇給演員的滿足感很大，反應都是現場的，做得好，做得不好，謝幕的時候就會知道。”

　　另一重滿足感來自劇本圍讀，“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每一場戲為什麼要這樣處理，那種對劇本、角色的要求，是拍電影、電視比較少去做的事情。”

　　電影沒得比 接到《最後作孽》時，餘安安已經對舞台劇着了迷，正盼着一部好劇大施拳腳，讀完劇本又驚又喜——戲好，卻也難演。

　　排練一個半月，每天早十晚六，一個鐘頭吃午飯。《最後作孽》隻有4個人物，劇情錯綜複雜，角色心态扭曲。全組一起研究劇中人的身份背景和人生經曆，夫妻為何反目至此，“我們以前是怎麼樣，窮的時候是怎麼生活，後來怎麼有錢，我們做過什麼事情，每一句台詞我們都會深深地研究，她為什麼這樣講？”一對香港夫妻窮苦起家，男主人在90年代北上内地以房地産業賺得10億家産、包養小三的故事，細枝末節都被條分縷析。排練完到家，累到一句話都不想講。

　　《最後作孽》劇照

　　這和拍電影“完全沒得比”，“舞台劇一出場就要保持最高的水平，那兩個鐘頭，精神跟體力都要熬掉很多。如果拍電影，一場戲是分開來的，拍完一個鏡頭可以休息，想一想下一個反應要怎麼樣。”

　　演完第一輪，餘安安自掏腰包去阿維尼翁戲劇節待了一個禮拜，一天看兩場舞台劇，後來又去法國上過兩次舞台劇技巧課。

　　“對一個演員來說，我覺得做舞台劇是最難的，而且真的很辛苦。可是它給我的滿足感，它那種專業，做戲做了那麼多年，我也是追求這些的。”

　　今年，黃秋生邀請她出演《仲夏夜之夢》，她的時間被舞台劇占去了大半。反正兩個女兒已經工作，她沒有經濟負擔，幹脆把影視劇延後，商業活動推掉，隻做自己喜歡的戲。

　　推薦信沒了 北京東四的一條胡同裡，一個老舊的平房小院就是“豐碩果實”林兆華戲劇創作中心。然而，80歲的大導卻越來越請不起演員了。

　　戲劇界人稱“大導”的林兆華，從80年代初至今，在中國的實驗戲劇、前衛戲劇、現實主義戲劇以及經典劇目等領域都留下了響當當的作品。早些年，林兆華經常收到經紀人發來的推薦信，他們想讓旗下的演員跟着大導到舞台上磨練演技。高圓圓在《哈姆雷特》中出演奧菲利亞，就是經紀人王芸推薦的。

　　從2012年起，再也沒有推薦信來了，再後來，反過來請明星、卡檔期，也沒能請來新的影視明星。“原來那批經紀人希望演員有演技，靠作品說話，”林兆華戲劇創作中心的舞台監督王楠說，“現在經紀人說‘我們藝人現在是上升期啊，千萬不要跟我們聊話劇’，有的問‘你們是林奕華（香港戲劇導演）嗎’，還有人問‘是不是劉德華？’”

　　林兆華和演員說戲

　　林兆華需要的演員，不僅要有觀衆号召力，還要有戲劇演出的能力。沒有舞台劇功底的演員需要接受訓練，但不是每一個都能訓練出來。

　　排練《哈姆雷特》的時候，高圓圓每天去人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跟着濮存昕練台詞、練氣息、練繞口令。演話劇第一條，嘴皮子得緊，輕重音分明，聲音小了，觀衆聽不清，聲音大了，麥克風就呲了。基本功“聲台形表”，後面還有三條。

　　排練和巡演占去的大量時間也令明星們和經紀人皺眉，但這是舞台劇的必經過程，“就像十月懷胎，”王楠說，“其實懷了不一定能生出來，生出來也不一定好看，但是先得懷。”

　　王楠看着小院裡的演員走了一批又一批，大多轉去影視或者綜藝，“光靠話劇的收入，在北京生活非常困難，出去随便接一個活，輕輕松松掙十萬。”

　　徐帆的工作關系至今還在人藝，說到收入，她得“靠别的去補給”，“但是呢，不去算這些了吧，我喜歡（演話劇），就答應下來，如果沒答應下來，多喜歡那也就隻是喜歡，”徐帆說，“（在舞台上）享受是有的，要是連這點沒了，那我就徹底不幹了。”

　　她也理解離開舞台的演員，“什麼樣的環境培養什麼樣的演員，我們那個年代，演員有單位、有分房、有醫療，這些讓人把心都放下來了，不為最基本的東西奔了，一門心思演好戲，光拿工資也行。”

　　擋不住的是時代的變化和現實的壓力，“現在這些演員啊，确實什麼都沒有，什麼都得自己去奔，”徐帆說，“而且這個行業容易‘一帶一串’，一個人出來了，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村的人都帶出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養家糊口。”

　　演員與藝人 當演員四十多年，楊立新發現：今天演員的概念模糊了，有的直接叫“藝人”了。

　　他年輕時接受的教育是：演員不能靠臉吃飯，必須不斷磨練演技，“能夠今天演城市戲，明天演農村戲，後天演商人或者軍人，千變萬化，才算一個成熟的演員。”

　　這種功力是多年在舞台上練就的，“能夠連續現場表演兩個多小時，是很重要的能力，不是每個演員都能做到的。這樣的演員，在鏡頭前連着演一場戲當然不是問題。”然而，這樣的标準和門檻在如火如荼的影視市場不再被堅持。

　　楊立新和陳佩斯在話劇《戲台》演出中

　　這些年，楊立新在影視圈遇到的好機會和好劇本也越來越少，“經常是這樣，接到五個劇本，四個半是寫1949年之前的，現在不大好寫。”

　　更讓他不适應的，是觀衆的變化。話劇《雷雨》公益場演出時，台下的中學生不斷爆發出哄堂大笑，他很惱火，“現在年輕人中流傳着一個說法：願天下的有情人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雷雨》就是這樣，所以舞台上的糾結痛苦，台下的人覺得很可笑。”

　　“我們現在天天開玩笑：如果我和你媽掉在河裡了，你先救誰？這本來是曹禺先生在上個世紀寫的《原野》當中的一句話，是特别精彩的一個質問，”他受不了年輕人用娛樂的心态消費經典話劇，“這樣看，文化就沒有意義了。”

　　楊立新成長的年代，戲劇是主要的娛樂方式，“出了胡同就是華北戲院，演的河北梆子；不遠處是‘廣河’，大人去看京劇的時候，自然就把你帶着；還有中國戲校排演場，我在那兒看過《沙家浜》，到東城看過《海港》，看過《紅燈記》，看過上海京劇院來演的《審椅子》，不管話劇還是舞劇，河北梆子還是平劇，看了太多。”

　　貧困線以下 過士行也是在中國話劇最繁榮的1980年代投身編劇行業的。30年前，北京和上海舉辦莎士比亞戲劇節，幾十台戲劇上演，負責戲劇報道多年的《北京晚報》記者過士行看完，頓生寫一出戲的沖動。林兆華一聽，“隻要你寫出來，我就導。”

　　“閑人三部曲”因而陸續面世，今天的老北京人還記得當年《鳥人》一放票就排長隊的盛況，“過爺”的名号就這麼傳開了。

　　過士行

　　但到了前些年，過士行發現，曾經比媒體更自由的舞台劇創作開始受約束，一度意欲退出話劇界。那段時間，他寫了幾部知青題材、當代都市生活題材的小說，發表在雜志上。

　　“早年話劇的審查非常自由，都把權力下放到院團了。有演出資質的單位自己審劇本，文責自負。現在有專門的審查機構，”過士行說，“照這麼審下去，以後就出不了好戲了。每一個好戲都是出格的，都是在當下的時代發出不一樣的聲音。”

　　在林兆華眼裡，今天不再有好劇本，“第一，好作家不寫戲了；第二，現在都不用劇本審查，自己就先審查了，更嚴格。”

　　大量編劇轉向了影視，過士行聽到他們吐槽：寫影視劇本的過程令人惡心，但是收入高啊。“話劇這邊是貧困線以下，那邊可以生活得很好，”過士行說，“現在電視劇一般十萬塊一集，三十集就是三百萬，我寫一輩子話劇也掙不了三百萬。”

　　2008年，過士行轉做舞台劇導演，又遇上了演員的流失。

　　演員的收入落差更大。一名演員告訴過士行，自己演一集電視劇的價格是演一場舞台劇的66倍。“影視演員來演話劇，就是犧牲，”過士行說，“二三線演員一集的片酬也得三十萬，小鮮肉演一部電視劇大概拿過上億的片酬。”

　　一葉知秋 8年過去，舞台劇演員更難找了。舞台劇的市場并沒有迎來真正的繁榮，演出、排練的成本倒漲了。投資人越來越青睐商業化的項目，這又是一重對戲劇題材的限制。

　　《最後作孽》起源于編劇鄭國偉在報紙上讀到富二代荒誕生活的報道，國家大劇院邀請演出，正是因為此類題材的話劇内地少有。

　　該劇導演馮蔚衡說：“我們香港的文化從哪裡來？是電視來的，TVB電視劇太影響每一個人的價值觀了。然後有一天，你發覺世界不是這樣的。”在她看來，舞台劇最重要的功能是“喚醒”，“大部分人每天都在睡覺，心靈的東西我們最缺乏。”

　　在過士行看來，戲劇是人類的精神源頭，人們永遠需要朝聖，需要從精神高地獲得力量。

　　戲劇演出現場

　　早幾年，楊立新參股投資了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打算出品多部北京曆史題材話劇。然而，第一部戲就

　　梅婷第二次當媽媽之後，打算和上一次一樣，“先用一個話劇來恢複所有的東西”。但話劇進展不順利，其他工作就來了，積蓄已久的能量沒來得及釋放給舞台，釋放給了真人秀，“更可惜。”她撇着嘴說。

　　退休後，過士行還在導演舞台劇，還在“想方設法地堅持”，“肯定會傷耗比較大，做很多無用功，不過總會剩下一點吧，”他在長久的停頓中擡起頭，“你原來是想做一棵樹，最後可能被削剪成一枝了，但是一葉知秋。”

　　深冬，保利劇院後台，《如夢之夢》每一場開幕前的幾分鐘，導演賴聲川帶領三十多位演員站在一起，每人說出劇中的一個地名、一個人名、一件物品，以及自己在這一場演出中希望帶給觀衆什麼，有人說“真誠”，有人說“快樂”，有人說“感動”，輪流說完，演員上台。

　　4個小時後，他們謝完幕回到後台，站在老地方齊聲說：“我們很感激，能把這場演出呈現給大家”，然後依次祈禱，有人說“願世界和平”，有人說“讓貧困的孩子有飯吃”，有人說“下一場演出更好”，結束一天的演出。此時，大幕的另一邊，觀衆還在意猶未盡地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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