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馬識途在成都參加四川省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活動（供圖：四川省文聯）

　　識途老馬 引我前行

　　——感恩馬老瑣憶

　　仲呈祥

　　一

　　去年底，我驚喜地收到108歲高齡的老革命家、老作家馬識途饋贈我的兩部新著：《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和《馬識途西南聯大甲骨文筆記》，趕緊拜讀，感觸良多，受益匪淺，遂電話緻謝并請教。接電話的是馬老的女兒馬萬梅。她告知我，馬老因體内裝有起搏器，隻能在座機上通話。于是我另撥通座機，那邊便傳來慈祥而熟悉的鄉音：“小仲呀，好久不見了，真想見面聚聚聊聊、擺擺龍門陣呀！”我向馬老簡要如實彙報了初讀他的《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的膚淺體會，他聽後很認真而深沉地說：“我寫這些回憶，是向巴金老人學習，講真話，真真實實地把我知道的那個時代的那些人物寫出來。曆史是一面鏡子，要以史為鑒。而曆史是活躍于曆史中并決定着曆史走向的人物創造的，因此，為人物畫像、傳神、寫貌、立傳，是我這個同時代人義不容辭之天職。”我表示贊同，并笑道：“您老人家兩年前不是說要‘封筆’嗎？我就斷言您這筆是封不住的！”“使命使然呀！不把自己所知所曉的這些真實的人物寫下來，傳之後人，死不暝目！”馬老字字铿锵道……

　　《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馬識途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由此想起了幾年前馬老在發表為《紅岩》作者之一的羅廣斌正名寫的那篇《少爺·革命者·作家》後，給《光明日報》用蒼勁有力的隸書題寫的八個大字：“人無信仰 生不如死”——啊，這不正是馬老踐行的人生格言嗎！

　　《馬識途西南聯大甲骨文筆記》 馬識途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聽萬梅大姐說，馬老兩年前雖曾公開宣布過“封筆”，但寫作欲望不止。先是繼續在電腦上一句句地敲，眼晴實在受不了，醫生警告說不要再用電腦了，于是改成右手用筆寫、左手拿放大鏡照。馬老的信仰、毅力、恒心，真真非凡！他把革命家的初心、人民作家的赤心，都傾注于字裡行間。他筆力雄渾，觀察敏銳，風格平實深沉，情濃而意真。從魯迅、郭沫若、周揚、巴金、冰心、陽翰笙、張光年、夏衍、曹禺到聞一多、吳宓、黃宗江、汪曾祺、劉紹棠、楊绛、周有光，再到李劼人、何其芳、沙汀、艾蕪、李亞群、周克芹、車輻……無論是身居高位的文壇要人，還是江湖的名流雅士，抑或是民間的凡夫俗子，在馬老筆下都各具個性、風采迥異、躍然紙上，其人生蘊含的理想、信仰、價值、追求，至今仍激勵我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二

　　作為後生，我的文藝生涯與馬老的最初關聯，還是在那場“文革”中。那是1966年酷暑，我在成都醬園公所街小學任語文教員，被集中起來搞運動，我這個還不到20歲的文學青年，竟被當成“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的黑爪牙”被揪了出來。天呀，說實話，那時我連這三位自己敬仰的大領導、大作家的尊容都尚未見過，怎麼會糊裡糊塗地就成了他們的“黑爪牙”了呢？原來，其時，北京正在猛批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上行下效，四川也要揪出個與之相對應的“三家村”——那便是馬、李、沙的“三家村”了。馬識途時任西南局宣傳部管文藝的副部長，李亞群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管文藝的副部長，再加上四川文聯、作協的主要領導人沙汀。從鄧、吳、廖到馬、李、沙，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學教師，隻不過在《成都晚報》《四川日報》上發表過十幾篇小雜感之類的豆腐塊文章，就被順藤摸瓜地抓出來當了“黑爪牙”。既被揪出，周末是不準回家的，須關起來交待“罪行”。記得家中老母親趕到集中地的守經街小學門口尋子，擡頭望見教學樓上那迎風飄浮的“揪出馬、李、沙的黑爪牙仲呈祥”大幅标語，頓時便暈了過去……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也許正因為此，“四人幫”一旦覆滅，新時期一經開啟，馬老、沙老（李亞群老惜哉已去世）才注意到我這個并未曾謀過面的“黑爪牙”，并格外有點兒關照。1978年，組建四川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吳野老師奔走四方，意欲調我，就得到了時任主管部門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馬老和辦公室主任盧子貴的鼎力支持。之後，主持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的陳荒煤副所長要調我去北京參加由朱寨主編的國家重點社會科學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的學習與寫作工作，也得到了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沙老的特殊關照。

　　2022年1月，馬識途在家中（供圖：四川省文聯）

　　其實，早在“文革”後期，鄧小平複出進行全面整頓，“四人幫”瘋狂反撲，又刮起批判“右傾翻案風”逆流，剛解放出來在四川省委宣傳部任副部長的馬老就身處逆境而以特殊的方式對我進行過一次令我終生難忘的言傳身教。那時，也是剛解放出來的老作家艾蕪回報生活、為民立言，以真情實感創作了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生活的短篇小說《高高的山上》。誰知因此禍從天降，被誣為“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作橫遭批判。我當時在《成都晚報》幫忙打雜，奉總編輯章文倫之命，攜一份措辭激烈的批判《高高的山上》的清樣到省委宣傳部請主管副部長馬老審示可否發表。(其實，章總編輯也在使用“緩兵之計”。)馬老在辦公室裡接見了我，我呈上清樣，他接過去，嚴肅深沉地說：“艾蕪是剛解放出來的老作家，批判他的新作要慎之又慎。清樣留下，待我認真看後再議。”他把我送到辦公室門口，拍着我肩，意味深長地說：“小仲呀，我們都是挨過批的人，批人批作品務必實事求是呀。”馬老這番話，言簡意赅，對我震動很大。我從他的言談舉止中，深切領悟到他嚴謹的實事求是精神，體味到他對艾老換位思考後的真摯情懷。果然，這是馬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争藝術鑄就的“緩兵之計”——後來的曆史雄辯證明：馬老對艾老及其《高高的山上》冒着風險的保護，是完全正确的。

　　三

　　馬老對唯物史觀的笃信和操辯證法的娴熟，給我教益極深。上世紀 80年代，四川省作協創辦了文藝理論批評刊物《當代文壇》，馬老親自兼任主編，并點名要我返川作助手兼副主編。每次向他彙報辦刊思路，他總是強調一要注重導向，二要注重四川特色。他說，注重導向就是要有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定力，切忌追風趨時；注重四川特色就是要大力推薦評介四川作家作品。馬老主張對适合中國國情的西方文藝理論批評成果要借鑒，但切忌今日追意識流、明日又追女權主義，“言必稱希臘”，用西方文論來導引剪裁中國當代文學。為了高揚四川特色，培養地方作家，馬老任主席的四川省作協還專門借成都郊縣的新繁榮譽軍人療養院寶地辦起了“青年作家培訓班”，集中了譚力、雁甯、魏繼新等數十名初露頭角的青年作家，由時任《四川文學》主編履冰（李友欣）老師和老作家黃化石等授課輔導。馬老和履冰老師還要我任輔導員，督促我要為每位學員的新作寫出有分量的長篇綜合評論，在《四川文學》上連載。我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向馬老、履冰老師求教，獲益良多。記得有一次，我把學員每人新創作的短篇小說放在文件袋裡夾在自行車座後的架子上，騎車回編輯部，腦子裡想着哪篇小說應着重評點什麼，未注意後架上的文件袋。殊不知，騎到編輯部，下車一看，大吃一驚，文件袋不知何時被颠簸丢了。我惶恐不已，趕緊返身騎車沿途去找，終未尋着。馬老聽後，語重心長地說我騎車時顧此失彼、單向思維，不足取也。履冰老師隻是淡淡批評我“太不小心了”，便布置各位學員找出底稿，重新複寫，這才保證了《四川文學》按時發排、付印、出刊。

　　四

　　馬老對川籍作家，從周克芹到魏明倫，再到阿來，當然還包括重慶升格為直轄市之前的羅廣斌、譚力、雁甯等，都十分關照。《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中對周克芹的專篇回憶，馬老對周克芹亦師亦友的關懷備至，對英才早逝的痛惋，讀來令人涕泣。馬老寫此書，曾有言道：“一、列入本書的人物，全是去世了的；二、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曾經和我有點關系，至少是我認識的；三、我寫的都是我回憶得起來的事實，或者偶有錯誤，我無法去查對了；四、最後還想說一句，又一度想學巴金，我說的是真話。”言之鑿鑿，情之深深。不久，我調進京專注于完成《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項目任務。馬老諄諄囑咐：“我出生在忠縣石寶鄉，1931年時北出夔門，求學革命。巴蜀雖多才，但欲成大才，必出夔門，到外面廣闊的世界闖蕩鍛煉。巴金出川後，始有《家》《春》《秋》；沙汀赴滬轉延安，始成《淘金記》《還鄉記》《困獸記》；艾蕪南行，終得《南行記》；李劼人能寫出《死水微瀾》，也與他赴法國留學經曆有關。您務必珍惜赴京求學求職的寶貴機會呀。”這段叮囑，始終刻印在我的腦海、銘記于我心中。2010年，我接到四川省文聯的通知，要我返蓉參加“魏明倫從藝60周年研讨會”。我與明倫兄，手足之情，多年深交，遂匆匆返蓉，與會者有馬老、李緻(巴金之親侄、四川省文聯名譽主席）和餘秋雨、賈平凹、季國平等名家。時任中國文聯主席的孫家正還題贈魏明倫“五味俱全 精彩疊出”八個大字。在會上，馬老熱情洋溢地肯定魏明倫這位“巴蜀奇才”在川劇劇作、雜文、碑賦三方面的出衆才華和取得的驕人成就，又進而進言，期望魏明倫餘年能發揮獨特優勢、心無旁骛地專注于川劇劇作，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如《易膽大》《四姑娘》《巴山秀才》《變臉》這樣的經典劇作，真正成為“川劇界的莎士比亞”。言罷，全場掌聲四起。我從心底感受到馬老對明倫兄的殷殷厚望，并深以為然。縱使天才，個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而藝術之海無涯，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藝術家都在以有限的人生精力應對無涯的藝術創作之海，以有限應對無限，這就需要集中精力抓住主要矛盾。惟其如此，即便像魯迅這樣的第一等天才，盡管在小說、散文、考古、金石、詩歌、曆史諸領域裡都才華橫溢，但晚年都不得不放棄寫反映紅軍長征的小說之夙願，而專注于“戰鬥正未有窮期”的雜文創作。殊不知，在場的餘秋雨先生卻道出了一番不同的見解。餘先生的大意是說，21世紀已與莎士比亞所處的時代完全不一樣了，期望魏明倫成為“當代中國川劇界的莎士比亞”是不可能的。我甚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曲解了馬老期望的原意。因為明倫兄自己就把川劇喻為“母親”。他說過：“川劇是孕育我的胞胎，養我的搖籃，哺我的乳汁，育我的課堂。她與我形影相随長達半個世紀，結下了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她對我的陶冶，我受她的影響，寫下來将會是一部沉甸甸的書。”“地道川味，早已化入我的潛意識，就連我荒誕的思維方式和筆下的這一點幽默，也是來自她的遺傳基因。”我斷定，連明倫兄也會贊同馬老而不以餘見為是的。但出我所料，馬老卻含笑聽完餘先生高見後，對我道：“秋雨的意思，是要魏明倫和我們懂得必須與時俱進。”聽罷，我更深切體悟到馬老之“識途”高見，正是源于那種可貴的包容豁達、擇善而從的文化心态和人格魅力，這是多麼值得吾輩學習效仿啊。

　　馬識途

　　五

　　馬老有句名言：“魯迅是中國的脊梁骨，巴金是中國的良心。”馬老多次在不同場合說過：我始終認為魯迅是偉大的中國人，雖然隻看見過兩次，卻一直是我人生途程上立着的一塊豐碑。馬老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裡有專篇濃墨重彩地回憶了自己兩次見魯迅的情景：第一次，1932年，他在北平大學附屬高中上學，同學約他到和平門外的師大操場參加一次進步學生的秘密集會，其實是聽魯迅講演。“不多一會兒，看見一個個兒不高比較瘦的半大老頭登上桌子，沒有人介紹，也沒有客套話，就開始講起來。哦，這就是魯迅！魯迅講了些什麼，他那個腔調我聽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聽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魯迅，這就夠了。不多一陣，魯迅講完忽然就從桌上下去，消失得沒有蹤影。”這段文字筆底流淌出的是一個北出夔門來到北平求學的高中學子對初見魯迅的崇敬、膜拜和狂喜，是多麼真切動人啊！第二次，1936年，馬老在南京中央大學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秘密學聯。十月，魯迅逝世，山高水長。為了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出殡活動，他告假赴滬，隻見禮堂門外高挂“魯迅精神不死，中華民族永生”挽聯，遂拍照永存。擠進禮堂，他遠遠看到靈柩中魯迅“睡”在那裡，再拍照永存，然後參加送葬群衆隊伍，在路上還和警察、特務發生沖撞，至萬國公墓完成送葬後始返南京。這兩次平實無華而充滿真情摯感的回憶記述，浸透着“魯迅魂”，是我讀到的、所有見過魯迅的前輩的類似回憶中，印象最深刻、思想穿透力最強的文字。

　　《馬識途文集》馬識途 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

　　六

　　馬老還深情地說過：“文學泰鬥巴金老人是我最崇敬的中國作家。”馬老以百歲零七之高齡撰寫《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就立誓要學巴金講真話。早在1987年秋，被譽稱“蜀中五老的巴金、張秀熟、沙汀、艾蕪、馬識途就相約聚會于成都，共遊新都寶光寺、桂湖草堂蜀風園、李劼人故居“菱窠”，盛傳為當代文壇之佳話。其時，“五老”之中，馬老行五，受命作《桂湖集序》賦詩以紀其事。“問天赤膽終無愧，擲地黃金自有聲。”“才如不羁馬，心似後凋松。”馬老對前四老，敬重有加。尤其與巴老，蓉滬之間，互緻問候，常在念中。巴老曾托侄兒李緻帶新著《再思錄》簽名贈馬老，馬老随即回贈新著《盛世微言》，并題曰：“巴老：這是一本學着您說真話的書。過去我說真話，有時也說假話，現在我在您的面前說，從今以後，我一定要努力說真話，不管為此我将付出什麼代價。”“說真話”，這是馬老立下的誓言。2005年，巴老仙逝，馬老因故不能赴滬送行，又特作《告靈文》，囑愛女萬梅靈前代禱，并再度立誓：“而今而後，我仍然要努力說真話，不說假話，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價。”馬老學巴老，為吾輩學習文壇前輩樹立了楷模。

　　2022年2月，李緻（左）看望馬識途 李芹 攝

　　七

　　“講真話” 是為了求真理。馬老面對市場經濟中出現的某些不正之風，總是一針見血，敢講真話，勇求真理。一段時間，文壇“趨時”，刮起了“娛樂過度風”乃至“娛樂至死風”。馬老很憂慮，對我說，魯迅當年有篇雜文，題為《趨時與複古》，他既反趨時，也反複古，認為兩者殊途同歸。時尚是需要硏究分析并正确對待的，但時尚的未必全是永恒的，而永恒的未必全是時尚的。文藝要通俗，但不能低俗、庸俗、媚俗；文藝要娛樂，但不能娛樂過度乃至娛樂至死。他先後在《人民日報》撰文，旗幟鮮明地反對唯票房、唯碼洋、唯收視率、唯點擊率的唯經濟效益傾向，批評文壇的“三俗”之風。石破天驚，令人叫絕。尤其令我深受教育、倍感鼓舞的是，馬老于2018年5月26日以104歲高齡在《人民日報》文藝評論版頭條發表長文《彰顯社會主義文藝的中國特色》，指出：“一切文藝都有思想性和藝術性，但近年來也有人提出文藝作品有思想性、藝術性、認知性、教育性、娛樂性的所謂‘五性’，我不以為然，卻難以分析，直到讀到仲呈祥同志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判明。他提出要區分文藝理論上兩組不同的概念，思想性和藝術性同時産生于作品創作過程中，而認知性、教育性和娛樂性以及我們經常說的觀賞性則産生于作品問世以後。一個在當時，一個在事後。思想性和藝術性屬于創作美學範疇，認識性、教育性、娛樂性屬于接受美學範疇，是不可以混同的。”“我完全贊同他的看法。娛樂性當然是有必要的，但應該有個度。過度強調娛樂性就有可能讓食利之徒為了獲取擴大化了的利潤，而乘機大量生産和制作‘三俗’作品。這些作品與我們提倡的主流價值觀相左，挑戰公衆的道德底線，帶來不小的危害。”分析得鞭辟入理，入木三分。與其說是馬老讀了我的文章有感，倒不如說是我從馬老那裡學習了辯證思維。

　　馬識途在書房

　　有一段時間，文壇刮起了一股“民國複古風”，失度地吹捧擡高一些民國時期政治傾向不那麼好的作家、藝術家，貶低醜化一些革命的作家、藝術家，美化民國的文化生态環境。馬老對此，以曆史見證人的身份予以有力駁斥。譬如，他愛憎分明道：“近年來，有人以不屑或惋惜口氣，甚至帶幾分揶揄挖苦貶低郭沫若，甚至陰私揭發、人身侮辱。這是黑白颠倒！”他說，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個偉大人物、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時，做非常之事，總是有譽有毀。世上無不犯錯之人，沒有完人。馬老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中為郭沫若開專篇辨誣：“我不是說郭沫若沒有錯誤，我是說如果發現他在學術研究上、某些創作上、某些行止上犯有某些缺點和錯誤時，不要帶有某些主觀的臆測、某些不實的誇大甚至誣蔑，亂下結論、亂戴帽子，甚至侮辱人格。而且在指出一個人的錯誤時，要顧及他的一生行徑、他的主要成就方面，分開主觀與客觀、大行與細節方面。”這正是魯迅主張的要“知人論世”，“考其全人”。馬老深情正直地呼籲：“希望研究者諸公撥亂反正，給郭沫若這個曆史人物一個不朽的定位。”

　　八

　　馬老百歲時，中國作協曾為他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了一次很有氣場的書法展。馬老自幼臨漢碑、習漢隸、學名帖，練就一手或厚重或清秀的好書法，進入了以心書字、循古而不囿古的高境界，堪稱當代一大書法家。但他一直謙稱自己并非書法家，直至去年在家鄉重慶（忠縣今屬重慶）辦107歲書法展時，在展廳《告白》中落款仍為“寫字人 馬識途”。書法家如是，作家亦如是。明明有《老三姐》《找紅軍》《清江壯歌》《夜譚十記》《夜譚續篇》《川西曆險記》《盛世危言》……彪炳文學史冊，卻始終稱自己隻是個“業餘寫作者”。馬老的虛懷若谷，可見一斑。尤為可貴的是，他不忘初心，心系人民，還把自己數次書法展獲得的幾百萬元悉數捐獻，為支持四川大學學子實現“文學夢”設立了獎學金。

　　《夜譚續記》馬識途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在馬老百歲書法展上，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金炳華特來觀展，馬老特意把我叫過去，有意味地稱：“你也姓馬，搞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呀！”我臉紅了，深知這是幾十年來馬老對我的教誨與厚望。我想起不久前，馬老曾在電話裡對我說：“你現在從事影視藝術評論，不少反映解放前隐蔽戰線鬥争的諜戰劇，細節違背生活真實，不懂地下工作的紀律，要照熒屏上劇中的做法，恐怕地下工作者早就‘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被敵人抓進監獄了！”寫過《川西曆險記》、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馬老，一語中的道破了悖離生活真實、按西方類型片模式胡編亂造的某些諜戰劇失敗的真谛，直說得我耳根子泛紅。之後，2014年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成立，我被選為首屆主席。馬老聞訊，又托人帶來一幅他的珍貴墨寶：“隔靴搔癢贊何益 入木三分罵亦精”。仰望馬老手書的鄭闆橋名句，那雄渾蒼勁的隸書，我明白，馬老是在激勵鞭策我旗幟鮮明地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把好文藝評論的方向盤。之後，馬老還把新出版的他根據自己的親身地下工作經曆創作的20集電視劇劇本寄給我，我雖四方推薦，但不識貨想賺錢的投資方卻至今仍未開機。每念及此，我都深感愧疚，對不起恩人馬老，對不起從事隐蔽戰線鬥争的先輩，也對不起自己從事的文藝評論事業。

　　馬識途書法作品

　　瑣憶至此，仍覺對馬老的感恩之情意猶未盡。萬語千言，彙成一句話：像馬老那樣為人、為學、為文，砥砺向前，奮進不止，力争也能鍛造成為“識途”的老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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