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我有一冊精裝本《李大钊選集》，是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還有一冊《李大钊詩文選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于同年出版的。前者偏重于政論，後者是文學性的選本，兩種選集各有側重。我從舊書店買回革命前輩的這兩種書，是要全面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和言論，看看他們在狂飙突進的年代分别起了什麼作用，他們寫了什麼說了什麼，他們在近代中國曆史上處于什麼位置。在老北大紅樓參觀，我從幾位前輩曾工作的場所，看到了一個群星閃耀的大時代。

　　這兩種選集，買回來多年，我沒有通讀，是選讀的。作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産黨人，李大钊烈士的曆史功績已載入黨史，不需要我來贅述。我讀他的詩文，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用文學眼看到的自然和社會，他當年的從容就義，他的生死觀，等等，是我在正史外再思考的問題。

　　李大钊在北京大學的職位是圖書館主任，顧颉剛大學畢業前夕，曾以助教的身份在他的領導下為圖書編目。為留住顧颉剛這個稀有的人才，李大钊和蔡元培協商，為生活困難的顧加薪。他不是古紙堆裡的學者，他首先是行動的革命者。要把自己的信仰付諸行動，是生命的冒險，有生死考驗。李大钊是如何思考這個嚴峻的問題的？

　　在詩文選的《随感錄》裡，有一則《犧牲》，李大钊說：“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都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這則寫于1919年下半年的随感，是志士仁人對生死的清醒認識，也是李大钊烈士從容就義的思想基礎。作為社會的人，一旦來到世間，就是發展自己，但在發展的過程中如需要犧牲時怎麼辦？是苟且偷生，還是引頸向刃？李大钊義無反顧地走向絞刑台，兌現了自己的諾言。他的死，喚醒世人，證明了他信奉的主義。他的死，距離譚嗣同死在菜市口的時間不遠，是志士仁人用生命改造社會的慷慨悲歌。《随感錄》裡還有一則《出賣官吏——蹂躏的人格》，他寫道：“文官考試，聽說三千元可以買得一個，你願意得官，我願得錢，日中為市，交易兩退，也算是一個公平買賣，我們沒得可說。獨有那應考諸君的神聖人格，被蹂躏到這步田地，我實在為他們抱憾！”買官賣官，社會腐敗，李大钊從道德上抨擊，為買官者的不顧人格而羞。買官賣官之所以“日中為市”，入食貨志，是制度造成的，有甚于買賣雙方的人格。李大钊從蘇聯“庶民的勝利”，看到了中國要改變社會制度的希望。他研究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就是看到了社會的種種不公和腐敗。

　　李大钊廣為人知的一幅聯語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他将道義和文章聯系起來，既用哲學認識世界，又用哲學改造世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早期在一個營壘裡的戰友到後期分化，是在道義和文章之間的分化。他犧牲後，周作人關愛、照顧他的遺屬，遺屬為了生活要出售他的書籍，周作人給幾個朋友寫信，希望北大能買下。在對待朋友的道義上，周作人做到了，但李大钊的死卻把周作人吓怕了。所以，在後期，周作人“妙手寫文章”，卻做不到“鐵肩擔道義”。周作人骨頭太軟，也有他的生死觀，那就是苟且偷生，甚至不惜當漢奸！在大的道義上，周作人是個失敗者，正如他的一個學生所說，知堂先生是“小事明白，大事糊塗”。

　　鴉片戰争以後，中國在強盜環伺的困境思變，從朝廷到民間，湧動起改革的浪潮。從譚嗣同到李大钊，近代中國的志士仁人，前赴後繼，用他們的血鋪平多災多難的中國發展的道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他們光輝生命的寫照，是大變革中的時代強音。我還看過不少以李大钊為題材的雕塑、繪畫，最喜歡的，是錢紹武為唐山雕塑的花崗岩的李大钊，那左右向外延伸的寬闊鐵肩，形象地展現了革命先烈的魂靈，像沉穩堅硬的五峰山，面朝大海，挑得起頭頂的日月。

　　衛建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審，著有散文随筆集《尋找丹楓閣》《陳谷集》等。

　　作者：衛建民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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