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寫作緣起，最早是為了解答三年前劉道玉老校長問我的一個問題——

　　從表面上看，這個問題簡直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答案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數字而已，然而，我卻很難立即答出一個确切的數字。在仔細研究了一番之後，我發現，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想象，甚至已經到了有必要專門寫一篇文章去探讨的地步。

　　當時，經過半個多月的認真研究，最後，我專門寫了一篇洋洋萬言的《技術帖｜劉道玉究竟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幾任校長？》，總算是給了劉老校長一個詳盡而準确的回答，而現在發布的這篇文章，也正是三年前那篇舊作的一個最新的“修訂版”。

　　那麼，為什麼武漢大學的“曆任校長”這個看似無比簡單的問題，卻如此地難以解答呢？這首先是因為在本校漫長曆史歲月中的“校長”一職（或者相當于“校長”的其他各種同類性質的職務）的具體設置與變動的多種形式和結果這些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其次，則是最近30年來，某些僞學術和非學術的因素對這個原本就不是很簡單的學術問題産生了不應有的嚴重擾亂，使之更顯“複雜”。

　　再具體一點來說，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武漢大學校長”一職，應從何時與何人開始算起？

　　第二，武漢大學曆史上曾經有過形形色色的“代理校長”，而且還有多段時間沒有設置“校長”一職，那麼，所有這些“代理校長”以及那些不設“校長”時期學校的主要負責人是否都應該被列入武漢大學“曆任校長”之列？

　　現在，就讓我們全面、細緻地來深入剖析這兩個問題。

　　上篇 去僞

　　——“武漢大學校長”應從何算起？

　　毫無疑問，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成問題！筆者目前所能找到的武漢大學校方最早對本校曆任校長的正式認定，是在抗戰後期由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編纂、抗戰勝利後予以修訂、并最終于1948年正式出版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上。這本書對全國各大學的文字介紹，均由各大學自行撰寫并上報。在該書中的“武漢大學”這一條目的最後，便附有一個“曆任校長一覽表”——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表格不僅将張渲與談錫恩兩位校長的姓名都寫錯了，還遺漏了個别代理校長及校務負責人，而且“在職期間”與“附注”這兩欄中也出現了多處史實錯誤，充分反映出當年的武漢大學尚未仔細、系統地整理和研究本校早期的發展曆史。

　　另一方面，與本文的主題直接相關的是——20世紀40年代的國立武漢大學，非常明确地将民國初年的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創校校長賀孝齊視為本校有史以來的第一任校長。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有一批國立武漢大學校友去了台灣。1967年，武大前校長王世傑曾明确指示旅台校友會編撰一部校史（1913－1949）。這項工作前後籌備了十多年之久，但最終仍未能實現。到了1981年，也就是王世傑老校長去世的那一年，武大旅台校友會應台灣南京出版有限公司的邀請，編輯出版了一本名為《學府紀聞·國立武漢大學》的校史文集，在書中的第一篇文章《國立武漢大學簡史》中，就附有這樣一張“武漢大學及其前身曆任校長一覽表”——

　　非常明顯，這張表基本上沿襲了1948年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中的有關内容（包括其中的人名與史實錯誤），隻是在此基礎上略有增補——将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時期學校的主要負責人徐謙補充了進來。

　　正是在90歲的武大老校長王世傑在台灣去世的那一年，48歲的劉道玉成為這群旅台校友魂牽夢萦的珞珈母校的新任校長。兩年後，為了“向校慶七十周年獻禮”，學校組織編寫了一本《武漢大學校史簡編（1913－1949）》，書末的“附表一”，即為“1913－1949年武漢大學曆屆負責人名單”——

　　這個名單總算是将張渲的名字寫對了，可惜“譚錫恩”這個錯誤還是沒有改過來。抛開其中同樣存在的若幹史實錯誤不談，這個表上的名單與兩年前台灣地區的武大校友會列出的名單基本上是一緻的，僅僅隻是在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時期署上了全體“大學委員”的姓名，而不是像台灣校友那樣隻列出了為首的徐謙。

　　在20世紀80年代初，台灣地區的武漢大學校友尚未與母校建立直接聯系，基本上還處于互相隔絕的狀态，而這也充分證明，将賀孝齊視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一任校長，可以說是自1949年海峽兩岸分治之後，武漢大學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這兩批在政治與意識形态方面長期處于對立與隔離狀态的不同校友群體在本校曆史問題上的一個基本共識。

　　不過，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賀孝齊先生就慢慢地不再被武漢大學官方奉為本校曆史上的“首任”校長了。突然有一天，跟武漢大學毫無繼承關系的清末自強學堂的創辦者、湖廣總督張之洞就搖身一變為武漢大學的創始人，而自強學堂的首任“總辦”蔡錫勇（僅僅隻是兼職，其在任期内都沒去過幾次該學堂），也随之而莫名其妙地成為了武漢大學的“首任校長”，至于自強學堂以及由其演變而來的方言學堂的曆任“總辦”、“提調”、“監督”之類負責人，也都統統被冊封為“武漢大學曆任校長”了！這真是讓人驚駭莫名，啼笑皆非！

　　從賀孝齊、張渲、石瑛……到王世傑、王星拱、周鲠生，這些早已作古的真正的“武漢大學曆任校長”們若是泉下有知，恐怕也會陷入集體驚詫——我們怎麼都不知道自己居然還有這麼多的“前任”啊！

　　其實，反過來也可以暢想一番——自強學堂、方言學堂時期的錢恂、程頌萬、曾廣镕、馨齡等負責人後來都活到了20世紀20－30年代，在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改組成立之時，後面那三位都還健在，不知道他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知道自己這輩子還曾經當過“武漢大學校長”？有沒有任何一位武昌高師－國立武漢大學時代的師生校友曾經把這幾位先生當成本校的“老校長”看待過？

　　事實上，不管自強學堂、方言學堂與武漢大學究竟有沒有傳承關系，單就方言學堂本身的曆史而言，這個學堂到底先後有過哪幾任負責人，其具體的任職起止時間又分别是在什麼時候，那些學術水平低劣、隻知造假浮誇的“1893黨”們直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

　　總之，既然武漢大學校方最近30年以來一定要将自強學堂和方言學堂強行認作本校的曆史“前身”，那麼，這兩所學堂的曆任負責人，自然也就全都等同于“武漢大學校長”喽！OK，說到這裡，我倒是很有興趣跟大家分享一下被今天的武大視為“老校長”的前湖北方言學堂監督馨齡的各種“光輝事迹”——

　　馨齡，全名裕馨齡，八旗子弟，其父裕庚于1899年出任大清駐法蘭西公使，并将其帶往法國。1902年，馨齡與一位法國女子結婚，但第二年回國後，他便将夫人鎖在家中，不許出門。後來，他又花錢在湖北買了個“候補道”的官職。1905年，湖北方言學堂監督（相當于校長）一職在短短幾個月内便兩度易人，更動頻繁。到了1906年底，張之洞考慮到馨齡“曾任洋務總局會辦，前曾往各國遊學，遊曆多年，于法文甚為精通”，便“遴委”其為湖北方言學堂監督。1907年夏，張之洞由湖廣總督調任軍機大臣兼學部大臣之時，還曾劄令馨齡“随節入都”，足見其對此人的高度器重。

　　1908年，馨齡的法國夫人因無法容忍丈夫的粗暴和限制她的自由，以及“上當受騙”（根本沒有接任“大清駐比利時參贊”一事），“幻想東方浪漫生活的破滅”（在北京連起碼的四合院住宅也沒有）而離婚，攜帶一子回國。随後，馨齡便在國内繼續娶妻納妾。據《申報》當時的報道，馨齡其人雖“熟悉法文，惟于中文不甚了了，而性情粗暴，又酷嗜嫖博”，甚至還被時人譏諷為“漢口嫖界十大王”之一，“久已著名通國”。到了1909年的夏天，這位湖北方言學堂的監督（校長）大人，突然就鬧出了一樁震驚全國官場的驚天大醜聞！

　　當時，馨齡看上了自己的妻妹，欲将其納為小妾，在他的妻子和嶽父存焘都不同意的情況下，他甚至不惜“挾白刃向其妻大呼”，并“持槍迫令其嶽書允許字，以緻醜聲四播”。随後，“其嶽與其妻乘輪逃遁（聞赴滬），馨道聞之，亦即跟蹤追去矣”。當時，其嶽母“見長女遠行，至輪船祖餞，馨竟劫之以去”，然後緻函其嶽父，表示“須送其妻妹來滬，始放存夫人回鄂”。

　　對于這樁醜聞，“連日官場哄傳殆遍，無不張口咋舌，咄咄稱怪”。時任湖廣總督陳夔龍“聞悉其事，特将其方言學堂監督及督署法文翻譯、洋務局會辦各差一律撤去，并拜折奏參，以肅官方”。但即使如此，馨齡依然無動于衷，後來，當他“偵知其妻妹匿于蘇州撫轅巡捕何如九大令宅内”之後，竟然在當年9月2日的半夜，“親率健仆三十餘人，手持刀槍，至蘇垣何大令住宅滋鬧”，并将其妻妹“搜出”，“強搶而去”，而當巡警聞訊前來攔阻時，馨齡居然當場掏出自己的名片遞給對方，還說了以下這番話：

　　我湖北方言學堂監督也！大憲如問我，我在上海聽候。我已拼命來做此事，官與差使，早已棄之，參我辦我，皆不懼也！

　　最後，“巡警見其人衆，且均執有兇器，遂任其揚長而去”。

　　斯文掃地，士林蒙羞，如此敗類，“武大校長”？？？

　　當時的上海《圖畫日報》對這樁“候補道強搶妻妹之駭聞”的報道，可謂圖文并茂，繪聲繪色，生動形象，将這個無恥昏官的醜态刻畫得淋漓盡緻！

　　後來，陳夔龍又專門就此事上奏清政府稱：“查有湖北試用道馨齡，聲名惡劣，行止有虧，實屬衣冠敗類，未便稍事姑容，相應請旨将湖北試用道馨齡即行革職，永不叙用，以示懲儆。”并最終得到了“著照所請，該部知道”的朱批。

　　由上可見，如此一個品行低劣、無法無天、對自己的本職工作更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腐朽昏官，竟然會被張之洞委以湖北方言學堂監督之重任，這不能不說是其用人嚴重失察的一大典型敗筆。

　　以上所說的這些史實，都是有憑有據的（我可不像某些“學者”那樣，總想着挖空心思搞些荒誕離譜的“曆史發明”出來，呵呵），我可以明确地向大家展示其主要的史料來源，所有人都可以在上海圖書館的“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裡自行檢索一下這些内容——

　　《方言學堂監督委人》，《新聞報》1906年12月16日，第2張

　　《鄂督揀選道員随節入都》，《申報》1907年9月2日，第4版

　　《殺妻納姨之駭聞》，《民呼日報》第74号，1909年7月27日，第3頁

　　《方言學堂監督撤差》，《申報》1909年8月25日，第2張第3版

　　《候補道強搶妻女之駭聞》，《圖畫日報》第48号，1909年10月2日，第11頁

　　《又奏試用道馨齡聲名惡劣請革職永不叙用片》，《政治官報》第703号，1909年10月11日，第13頁

　　《漢口嫖界大王又弱一個》，《申報》1911年3月27日，第1張後幅第2版

　　不知道我們今天的武漢大學師生校友們了解到這位拿着“湖北方言學堂監督”的名片去“強搶妻妹”的馨齡先生的“光輝事迹”之後，會作何感想？本來嘛，在1993年以前，此人跟我們武漢大學毫無任何關系，但是，從1993年開始，由于本校校方一定要生拉硬扯地将跟自己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湖北自強學堂和方言學堂強行認作“我們親愛的學堂”，那麼，所有認同這一荒唐謬論的人們，就必須得承認——所謂的“湖北方言學堂監督”，不就相當于是“武漢大學校長”了嗎！如果按照某些腦殘粉和馬屁精們的說法，此人妥妥的“珞珈山第一男神”啊！——畢竟，“珞珈山，東湖水，1893起”嘛！o(∩_∩)o這種愛美人不愛江山、為了強娶妻妹甚至不惜主動舍棄學堂差使的驚人之舉，要是沒被載入本校的煌煌“校史”，簡直都說不過去了哦！呵呵……

　　現在，既然我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長什麼樣的馨齡“老校長”的照片好不容易突然驚現于互聯網上，我們武漢大學是不是應該斥重金把它給買下來，然後再把這張帥氣滿滿、“永是珞珈一少年”的陽光大男孩的玉照鄭重其事地高高挂在本校的校史館和行政樓裡頭呢？！而為了充分發掘這所據說是全國“曆史最悠久”、“底蘊最深厚”的著名大學的優良傳統——特别是神馬“自強的精神”，是不是還應該仔細研究和宣傳一下這位馨齡“老校長”當年執掌“我們親愛的學堂”時的教育思想、辦學理念、治校方略、處事風格、施政業績……乃至人格魅力呢？！也不知道30年前篡改校史的武漢大學時任校長以及後面那些“将錯就錯”的繼任者們，是否都心甘情願地與這樣的“前任”共享“武漢大學曆任校長”之名？總之，且不論将馨齡這位“湖北方言學堂監督”追認為“武漢大學校長”的觀點和做法在客觀上是否正确，我就想問問大家——你們主觀上樂不樂意？！其實也沒關系啦，隻要你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呵呵……

　　武漢大學行政大樓内懸挂的三幅與武漢大學毫無關系的人物照片

　　最後還要吐槽的一點就是，據筆者前文所述，1906年底上任的湖北方言學堂監督馨齡，早在1909年8月便已被湖廣總督陳夔龍撤職，并奏請朝廷“永不叙用”獲準，其整個政治生命都已經宣告終結了，就連他自己在1909年時為了“強搶妻妹”也已經明确表示“官與差使，早已棄之”，然而，請大家去查閱一下本校1993年出版的《武漢大學校史（1893－1993）》和2013年出版的《武漢大學校史新編（1893－2013）》這兩本書以及武大主頁上的“武漢大學曆任校長”一覽表，其中方言學堂的馨齡和曾廣镕這兩位“監督”的任期居然同為“1905年春--1911年”……現在大家知道武漢大學的官修校史是個什麼水平了吧，呵呵……

　　現在，我們再回到本文開頭的那個問題，三年前，當劉道玉老校長問我他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幾任校長”，我在初步答複他老人家的時候，首先就明确指出，要想真正從基本事實的角度把“武漢大學曆任校長”算清楚，第一步就必須将1913年以前的所有僞校史都排除在外！否則的話，最後算出來的結果就毫無任何價值和意義可言了。

　　下篇 存真

　　——細數武漢大學曆任校長及校務負責人

　　嘲諷完畢，我們言歸正傳，通過嚴謹、細緻的考辯，來逐一确定武漢大學曆史上的所有貨真價實的“曆任校長”。

　　1913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創辦的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是武漢大學最早的曆史前身。當年7月，教育部委任賀孝齊為武昌高師首任校長，這便是武漢大學有史以來的第一任校長。

　　1914年11月17日，教育部将賀孝齊調回，同時委任張渲為武昌高師代理校長，1915年11月轉為專任校長，是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二任校長。在其任内，張渲曾于1917年1月“呈明教育總長，赴日本、菲利賓島考察教育，由曆史地理部主任姚明輝代理校長職務”，并于當年3月返校。像姚明輝這種隻是在校長外出考察期間臨時代理一下校長職務的情況，似乎不應列入“曆任校長”的行列。

　　1919年7月19日，教育部又将張渲調回，改派談錫恩為武昌高師校長，是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三任校長。10月，談錫恩與全國其他高師的校長們一同前往美國考察教育，直到1920年6月才回到學校，在此期間，“部委教育專修科主任吳景鴻代理校長”。很顯然，吳景鴻的情況跟姚明輝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們二人“代理校長”的具體時間都包含在正式校長的任期之内，因而都不應該歸入“曆任校長”之列。

　　1922年2月，談錫恩校長因為幹了一件大蠢事——将軍警引入學校鎮壓學生，激起公憤，武昌高師學生便派代表赴京請願，要求教育部将其撤職，談錫恩見勢不妙，隻好先行辭職離校。2月21日，教育部電派武昌高師教務主任王其澍暫行代理校長，随後，又應武昌高師學生之請，于3月10日正式委任餘日章為武昌高師校長。然而，餘日章辭職不就，始終沒有到任，他還曾一度勸說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湖北籍教授張準（字子高，後以字行）出任武昌高師校長，但最終也未果。在此期間，學校校務始終都是由教育部委任的代理校長王其澍負責，因此，王其澍應當被視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四任校長。

　　1922年5月12日，教育部又委任張繼煦為武昌高師校長。6月11日，張繼煦到校視事，随後，他主動向教育部申請将其校長一職改為代理，“仍以部員名義暫代校長職務”，并得到批準。1923年6月，武昌高師決定自下學年起改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不過，直到1924年2月教育部才正式批準并發給“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校章，而原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代理校長張繼煦也随之正式成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校長。作為學校在“高師改大”進程中承上啟下的關鍵性過渡人物，張繼煦堪稱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五任校長。

　　1924年5月，因學校内部矛盾，張繼煦校長“憤走北京，校務由校務主任黃際遇暫攝”。8月底，教育部公開宣布，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校長張繼煦辭職照準，改委李四光接任該校校長。不過，李四光當時并未到任。9月底，武昌師大學生召開全體大會，“經衆讨論，以李不過為一學者，大學事務繁重，非所能勝，乃大半否決，一緻反對”，同時又提出邀請南京高師（東南大學）教授陶知行（即更名之前的陶行知）來接任校長之職。随後，教育部同意了這一意見，并于11月中旬正式委派陶知行為武昌師大校長，在其到任前則由黃人望教授“暫維校務”。

　　在筆者看來，像黃際遇、黃人望這種隻是在校長不在校或者暫未到任期間以高級職員身份臨時代理一下校務、但始終都沒有被教育部正式委派為“代理校長”、連“代理校長”這種名份都沒有的情況，似乎不應列入武漢大學“曆任校長”之列。

　　有意思的是，在教育部正式任命陶知行為武昌師大校長之前，湖北地方當局竟然于當年11月14日直接委派武昌師大教授耿丹暫行代理校長，随後，耿丹派人在校中強奪校印，并于12月4日宣告就職。由于武昌師大是國立大學，校長一職隻能由中央政府來任命，湖北地方當局的這種做法顯然是違法的，自然也激起了廣大師生的強烈反對，用某位校友後來的回憶來說，“非純為耿個人聲望，實為神聖教育，華中最高學府，不容軍閥胡作非為”。當時，武昌師大的學生自治會與17名教授分别發表了宣言書表示反對，并得到了全國各大學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聲援。由于耿丹從一開始就是一位未經合法程序任命産生的“非法”校長，在事後也從未得到過教育部和全校師生的追認，因此，他顯然也不應被列入武漢大學“曆任校長”之列。

　　到了1924年12月底，在“省委代理校長之耿丹，經學生一再反對，仍不敢到校接事，而部委之陶知行，因有一部分學生反對，亦辭而不就”的情況下，教育部再次決定聘請李四光出任武昌師大校長，這一次，武昌師大學生便不再反對了，而是“電部表示歡迎”。然而，“惟李因在北大多年，該校代理校長蔣夢麟頗不願其來鄂。即李氏本人，亦不願離京。當即另推薦該校理化學教授石瑛于教育部”。教育部在先後征得了石瑛本人以及武昌師大全體師生的同意之後，最終任命石瑛為武昌師大校長，随後，又決定将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改為國立武昌大學。1925年1月18日，國立武昌師範大學石瑛到校就職，4月30日，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又正式任命石瑛為國立武昌大學校長，是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六任校長。

　　石瑛擔任校長不到一年，校中風潮不斷，而他本人也多次提出辭職，動辄離校出走。1925年12月，石瑛在遭受了被武大附中部分學生捆綁與毆打的奇恥大辱之後，最後一次辭職離校。此後，武大又“久無校長，校務由教職員及學生雙方各推若幹人，組設校務維持會維持”，其成員主要有黃侃、李漢俊、張珽、杜佐周、陳鼎銘、陳辛恒等。

　　1926年2月4日，國務總理許世英最終批準了石瑛的辭職，同時任命國立東南大學教務主任張準（張子高）為國立武昌大學校長，但張準始終沒有到任。最終，在校長無着的危急情況下，武大全體師生一緻推舉校中資曆最老的生物系主任張珽教授為代理校長。1928年以後，在國立武漢大學曆年撰寫的“沿革概要”中，均明确提到，1926年2月，教育部任命張珽為代理校長。對于這一點，筆者尚未查到一手史料，但是毫無疑問，不論是後來的國立武漢大學還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均認可張珽為武大前任校長。因此，張珽堪稱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七任校長。

　　寫到這裡，似乎可以作一個小小的階段性總結了。由上可見，在1922－1926年間，從武昌高師、武昌師大再到武昌大學，其校長的更動情況極其頻繁和複雜，我也是直到三年前寫這篇文章時才基本梳理清楚。在這些紛亂複雜的局面中，我們大家都能注意到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那就是——當時的武漢大學校長人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武大全體師生所直接或間接地決定的！由此充分可見當時的武大校風之民主、自由。關于這一點，完全可以另外寫幾篇文章進行詳細介紹，此處不再贅述。

　　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軍攻克武昌，國立武昌大學暫行停辦，并由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接管。11月，該會決定将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湖北省立法科大學、湖北省立文科大學、湖北省立醫科大學合并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12月，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徐謙為委員長。1927年2月，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正式開學，學校實行大學委員會制，以徐謙為主席。在學校不設校長一職的情況下，大學委員會主席這一職務即相當于校長，因此，徐謙可以被視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八任校長。

　　由于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時期的史料比較缺乏，徐謙的具體離職時間筆者尚不得而知，根據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現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至遲到1927年11月，該校已經陷入無人負責的混亂狀态。12月底，國立武昌中山大學被國民黨桂系軍閥非法解散。1928年2月，中華民國大學院委派新任湖北省教育廳廳長劉樹杞前來調查。随後，劉樹杞決定就武昌中山大學原有基礎，改組籌辦湖北大學。6月13日，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最終決定，“鄂省大學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并任命劉樹杞為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7月28日，蔡元培又電令劉樹杞暫行兼代校長職務。8月1日，代理校長劉樹杞就職視事。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劉樹杞而言，其“代理校長”的職務隻是他的一項“兼職”，而湖北省教育廳廳長一職才是他的“本職”，大概正因為此，同時又考慮到1929年上任的王世傑校長對于國立武漢大學的早期發展、特别是珞珈山新校園的奠定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可以說無人能及，王世傑便長期被武大師生尊奉為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這一點當然也可以理解，不過，劉樹杞作為促成前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最終改組和“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這一重大曆史轉型的一個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人物，他在“武漢大學曆任校長”的名單中當然是絕對不能缺少的——即使他隻是一個“兼職”的“代理校長”，但畢竟也是“國立武漢大學”的創校校長，在武漢大學100多年的整個曆史長河中，劉樹杞理所當然地應該被視為該校曆史上的第九任校長。

　　1929年1月，劉樹杞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請求“辭去代理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兼職”，并推薦時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為繼任校長，還建議在其到職前由武大理工學院院長王星拱暫行代理校長職務。2月，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緻電劉樹杞，另薦王世傑為武大校長。随後，國民政府采納了這一建議，并于3月5日正式任命王世傑為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其到任前由王星拱代理。3月中旬，劉樹杞和王星拱這兩位代理校長之間完成了交接工作，劉樹杞正式卸任。5月22日，王世傑到校視事。

　　1933年4月，王世傑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部長，與此同時，教育部再次委任王星拱為國立武漢大學代理校長。有意思的是，由于王世傑實在不願意離開武大，出任教育部長隻是勉強為之，最終還是希望能夠回到武大繼續當校長，大概正因為此，在他“奉令來京忝膺教育部部長職務之時，國民政府僅令國立武漢大學教務長王星拱代理該大學校長職務，對于世傑原在該大學所擔任之校長名義尚未蒙明令解除”。也就是說，王世傑當時實際上是以“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的身份去兼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之職！然而，國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施行的《大學組織法》第九條明文規定：“大學設校長一人……除國民政府特準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職。”一年過後，王世傑大概覺得自己已經不大可能再回去當武漢大學校長了，于是隻好“本大學校長不得兼職之義”，懇請行政院“轉呈國府，任命王星拱為該大學校長，并解除世傑該大學校長名義”。

　　就這樣，非常滑稽的一幕出現了——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解除自己的國立武漢大學校長職務，最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汪兆銘、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聯名發布“國民政府令”，批準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辭職……幾年前，我曾經在台灣“國史館”中看到過相關的檔案史料，現在，就拿當時公開刊行的《國民政府公報》中的相關記載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說，在王世傑校長到任前及離任後，王星拱曾經兩度代理國立武漢大學校長之職，雖然王星拱第一次代理校長的時間在王世傑就任校長之前，但隻是臨時負責了兩個月而已，在王世傑離任後，王星拱正式接任校長，其任職時間（包括頭一年的代理期在内）長達12年之久，在整個武漢大學的曆史上僅次于新中國成立後的李達校長，因此，王世傑和王星拱應當分别被視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十任與第十一任校長。

　　1945年7月，王星拱校長離職。8月，周鲠生接任校長，是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十二任校長。值得一提的是，在周鲠生校長的任期内，校中風潮不斷，導緻他動辄離校出走，經常不能在校任事。在其離校期間，法學院院長劉秉麟、文學院院長劉永濟等人曾先後多次臨時代理校務，在校内也被稱為“代校長”，但由于上述二人代理校務的時間均在周鲠生校長的任期之内，而且僅僅隻是學校内部的臨時工作安排，也從未得到過教育部的正式任命或事後的追認，與前文所說的武昌師大時期一度臨時負責校務的黃際遇、黃人望的情況亦有幾分相似，因而也都不應被列入“武漢大學曆任校長”。

　　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接管了國立武漢大學。8月，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訓令國立武漢大學取消校長制，代之以校務委員會制，并聘任化學系教授邬保良為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相當于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十三任校長。

　　1952年1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李達為武漢大學校長。1953年2月23日，李達校長到校就職，成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十四任校長。從此直到196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李達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前後長達13年之久，為武漢大學曆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武漢大學在本校曆史上第三次廢除了校長制。在“文革”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一般都是“革命委員會”，不論我們今天如何評價“文革”，都不能否認一個基本的事實——“文革”期間的“武漢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武漢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其實際地位與曆史角色就相當于是平常時期的“校長”。在1966－1980年間，崔建瑞、牛永年、武繼元、紀輝曾先後擔任武大革委會主任，他們4人也應當分别被視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任校長。如果我們連這一點都不能正視和承認的話，那豈不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曆史虛無主義”？

　　綜上所述，從1913年建校，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武漢大學及其各時期曆史前身的“校長”一職，竟然先後出現過如此之多的各種紛繁複雜的“特殊”情況！現将其分類梳理如下：

　　1.任命後未到任的校長：

　　餘日章（1922.3－1922.4）

　　李四光（1924.8－1924.9）

　　陶知行（1924.11）

　　2.“非法”任用的校長：

　　耿丹（1924.11－1924.12）

　　3.非全職在校工作的代理校長：

　　劉樹杞（1928.8－1929.3）

　　4.正式校長不在校期間的臨時校務代理人：

　　姚明輝（1917.1－1917.3）

　　吳景鴻（1919.10－1920.6）

　　黃際遇（1924.5－1924.8？）

　　黃人望（1924.11）

　　劉秉麟（1946－1947）

　　劉永濟（1947－1949）

　　5.各種無“校長”之名的實際校務負責人：

　　徐謙（大學委員會主席，1927.2－1927.11？）

　　邬保良（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1949.8－1952.11）

　　崔建瑞（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1966.8－1967.2）

　　牛永年（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2－1970.2）

　　武繼元（革命委員會第一主任，1970.2－1972.3）

　　紀輝（革命委員會主任，1972.3－1980.6）

　　在上述5類“特殊”情況中，筆者認為，第1、2、4種情況應該排除在“武漢大學曆任校長”之外，而第3、5種情況則應全部列入，其具體理由已在前文中逐一闡述過了，如此處理，應該是合情合理的吧？歡迎大家讨論。

　　改革開放後，武漢大學于1980年6月重新恢複了校長制，莊果出任校長，是為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十九任校長。

　　數到這裡，我終于可以給1981年7月繼莊果之後出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老校長一個比較确定的答複了！——他應該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二十任校長。

　　至于劉道玉之後的武大曆任校長，我們大家就都很熟悉了——齊民友、陶德麟、侯傑昌、劉經南、顧海良、李曉紅、窦賢康，繼續往下算的話，分别就是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七任校長。

　　2022年12月28日，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平文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是為本校曆史上的第二十八任校長，與此同時，他也是武漢大學自建校以來的第三位湖南長沙籍的校長（周鲠生、劉經南、張平文）、第五位北大出身的校長（石瑛、王世傑、王星拱、周鲠生、張平文），以及第三位數學專業出身的校長（崔建瑞、齊民友、張平文）。

　　三年前，當我辛辛苦苦地撰寫《技術帖∣劉道玉究竟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幾任校長？》一文時，寫到最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本來隻是想嚴肅、認真地解答劉老校長問我的一個小問題，沒想到寫着寫着，居然活生生地寫成了一篇《武漢大學曆任校長考》！當然，這本來也是一校校史上的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早晚都應該徹底梳理清楚。

　　對于上述考證結果，我自己制作了一個非常詳細的“武漢大學曆任校長及校務負責人一覽表（1913－2022）”，與三年前發布的那一版表格相比，最大的改動就是每一任校長的任職時間以法定任免時間為準（若是實際的在職時間與之有所出入，則在備注中予以說明），同時也更正了之前的少量錯誤。大家不妨将我做的這個表格跟武大主頁上的“曆任領導”欄對比一下，看看到底有哪些地方截然不同，呵呵……（橫屏觀看效果更佳）

　　武漢大學曆任校長及校務負責人一覽表（1913－2022）

　　武漢大學曆任校長

　　關于劉道玉究竟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幾任校長

　　最後，我們還是回到一開始劉道玉老校長問我的那個問題。2005年，劉老校長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書中有這麼一句話：“我在想，武漢大學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長，不是學術賢達就是政界名流，他們要麼有雄厚的學術資本，要麼有堅強的靠山。”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劉老校長認為自己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15任校長（但我們并不清楚他在1981年就任校長時是不是這樣認定的？）。

　　然而，到了2011年，劉老校長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該書的修訂版——《拓荒與呐喊：一個大學校長的教改曆程》時，卻将上面這句話中的“前14任校長”改成了“前17任校長”，這又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修改？具體依據何在？

　　即使劉老校長本人在2005年和2011年曾先後有過這兩種不同的說法，但他到了2019年還要問我這個問題，說明他自己始終都不是很确定自己究竟是武漢大學曆史上的第幾任校長。

　　再回到1981年武大台灣校友會與1983年武大校方分别列出的1913－1949年間的武漢大學曆任校長名單，均為11人（都沒有将1922年的代理校長王其澍列出來），如果再加上建國後的邬保良、李達、莊果3人，那就正好是14人。筆者冒昧揣測，劉道玉老校長在2005年所說的“前14任校長”，大抵由此而來，即沒有将“文革”期間的幾位“革命委員會主任”計算在内。至于劉老校長2011年将“前14任校長”改成了“前17任校長”，又是另外增加了哪3個人，我就無從猜測了。

　　2019年8月31日，在劉道玉老校長問了我這個問題之後，我初步算了一下，然後回複他大概是第19任。但幾天後當我開始仔細研究這個問題時，我發現王其澍這位代理校長長期都被我們遺漏了，于是便立即告知劉老校長，将我的答案修正為20。又過了幾天，我看到《南方人物周刊》在教師節當日發布了一篇題為《劉道玉 沒時間駐足回望》的報道，其中有這樣一句話：

　　1981年，48歲的劉道玉是懷着一顆忐忑之心接受武漢大學校長的任命的——在他之前的18任武大校長不是學術賢達，就是政界名流，而在任教職工中不少是他的前輩師長。

　　看到這裡，我終于“恍然大悟”——原來劉道玉老校長突然問我這個問題，是因為這件事情啊！隻不過，當時他采納了我第一次答複他的說法，并告訴了記者，但幾天後當我又提出需要更正一下時，是不是已經來不及在這篇報道中進行修改了？當然，數字本身其實也沒那麼重要，關鍵是要将這些數字背後的種種曆史真相認真、仔細地研究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老校長出于信任問了我這麼一句話，我琢磨了那麼多天，最後竟然碼出了一篇“萬言書”來進行細緻入微的詳細解答，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其實，我應該感謝劉老校長——正因為有了他這一問，我才第一次把這個重要問題基本梳理清楚了。還有極個别依然沒有弄明白的小細節，權且留待日後再去努力探求。

　　最後，《劉道玉 沒時間駐足回望》這篇報道的最後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窗外樹冠繁茂，武大踞山而建。從20歲入讀武大以來，除了兩次短暫的離開，劉道玉就沒有離開過珞珈山。離劉道玉居所不遠，就是他讀書時李達校長的故居。在武大的校長欄介紹上，有張之洞，有李四光……

　　凡是對武漢大學的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看到文末的這句“結束語”，恐怕都不得不生出這樣的感覺——挺好的一篇報道，隻可惜，這最後一句話，真是極大的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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