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筱羊

　　《人世間》的結尾處，梁曉聲先生這樣寫道：

　　周秉昆走到床前，抱着妻子，将頭埋在她胸脯上。

　　他想，他們這一門周姓人家最精彩的曆史，居然與自己的人生重疊了，往後許多代中，估計再難出一個他姐周蓉那樣的大美人兒，也再難出一個他哥周秉義那樣有情有義的君子了。

　　尋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往後會百代難得一見。

　　是的，周家三兄妹的故事，不具有普遍性：有哪家平民子弟能娶到副省長家的千金；又有哪位中年離異，在國外漂泊多年的女性，能再嫁多金、帥氣且癡情的名導演；即便是我們看來混得潦倒的秉昆，也從一名醬油廠的出渣工，進階到有編制的文化部門。

　　這種幸運和背後的人脈支持，又是幾個人能做到的。

　　昨天我寫了周家兄妹各自的婚姻曆程，這是《人世間》小說的主線，卻不具備普遍性。

　　今天我想寫寫輔線，也就是秉昆的好哥們、好姐們，國慶和吳倩、德寶和春燕、趕超和于虹，他們這三對夫妻的酸甜苦辣和無奈惆怅。他們才真正代表着平凡夫妻的悲涼底色。

　　劇版的《人世間》，于虹一出場就是春燕的徒弟，一名光榮的修腳工。

　　在原著中，于虹起初從事的是藝術職業，在一家工藝美術廠做麥稭畫，算是半個“文化人”。所以她曾經十分經典地總結了普通人的婚姻，原著中這樣寫道：

　　于虹認為，自己與趕超應該是黃米面的“黏豆包”關系：就好比同一鍋出來的黏豆包，比江米面更黏。

　　她說，咱們共樂區小百姓人家的女兒，隻能比作黃米面豆包，高級人家的兒女才配比作江米面兒的。

　　他們好也容易，散也簡單。想散的給不想散的搞處房子，調一個更好的工作，再不就是到了按比例漲工資的時候保證給漲工資，不想散地得到實惠也就拉倒了。

　　可咱爸媽哪有那能耐，所以咱們隻配比作黃米面豆包，對成象了，就好比鍋邊上的兩個，皮和皮就粘在一起，要想分開，其中一個準破皮露餡。

　　一個把另一個弄疼了，弄傷了，他能不恨嗎？所以隻有咱老百姓家的兒女一旦對象關系吹了，才想我殺了你，你殺了我，這下這個包可不就黏大了。

　　不得不說，梁曉聲先生對普通人婚姻的描述，真是一針見血。

　　那好，今天我就按《人世間》原著中的出場順序，來講述三對平民夫妻，在時代的大潮中艱難求生的故事，或許從中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發和感悟。

　　肖國慶和吳倩 肖國慶是“六小君子”裡最早談對象的，他明顯帶着炫耀的成分，在大年初三“哥們姐們”的團圓日，把吳倩正式介紹給大家。

　　那時的吳倩還是紮着兩個小辮，文靜害羞的小姑娘。她同樣是共樂區的兒女，在一家紙盒廠上班，和同為木材廠出料工的國慶可謂“門當戶對”。

　　在秉昆眼裡，吳倩是配不上國慶的。國慶雖說不上高大威猛，卻也濃眉大眼，一表人才，他找了吳倩這樣一個其貌不揚的對象，這讓秉昆挺為他暗覺遺憾的。

　　實際上，國慶是有些心不甘情不願。尤其是他知道吳倩有一個“長胡子”的隐病後，更是羞于啟齒，内心感到十分郁悶。

　　可那又怎樣呢，國慶的老父親患哮喘病多年，家中的錢都交給了醫院，他甚至連個結婚的地方都沒有。人家吳倩不嫌棄他家窮，進門就要租房子這種窘況就不錯了，他還有啥資格挑三揀四的。

　　吳倩想的何嘗不是如此，雖然肖國慶家境差點，可自己又能強到哪裡去，家中姊妹衆多，身上又有隐疾，能找到國慶這樣長相體面的對象就挺知足了。

　　同是共樂區的兒女們，就誰也别嫌棄誰了，抱團取暖才是正理。

　　國慶和吳倩的婚姻，是兩個“弱勢”青年男女的“弱弱結合”，是他們在權衡利弊後，各退一步将就的結果。

　　可後來等春燕介紹老中醫治好了吳倩的“大胡子病”，吳倩立馬像變了一個人，她的脾氣見長，再也不是一副唯唯諾諾的樣子。

　　她和國慶的關系發生了逆轉——以前是吳倩低姿态地遷就國慶，現在是國慶在吳倩面前顯得處處小心了。

　　尤其是吳倩又把自己的好姐妹于虹介紹給了趕超，趕超對國慶有了種銜恩待報的特殊情感，這讓國慶更加佩服吳倩的辦事能力，對她稱得上是俯首帖耳了。

　　後來的婚姻裡，吳倩變得越來越強勢，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正趕上改革的陣痛期，日子過得艱辛；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她覺得嫁給國慶嫁虧了，自己本來可以找到更好的歸宿。

　　吳倩對婚姻時時處處表達着不滿，她牢騷滿腹，像祥林嫂一樣，見一個人就說自己嫁給國慶有多委屈，卻從來不顧及國慶的面子。

　　妻子的羞辱和生活的窘迫讓國慶也似變了一個人，再也不是曾經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了。

　　他暴躁易怒又敏感自卑，内心充滿了對這個世界不公的怨恨和憤怒。劇版中有一個情節特别能代表他内心的擰巴。

　　國慶通過秉昆去了兵工廠，當了一名看大門的保安。

　　其他保安對工人們的雞零狗盜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唯有國慶鐵面無私，硬杠到底。這一是因為他生怕給好哥們秉昆丢了臉，二也是國慶心中正義感的驅使。

　　為此他得罪了廠裡的混混，他們結夥在國慶回家的路上教訓他。

　　一拳難敵四手，本來已經被打趴下的國慶，想到父親的慘死，想到自己這麼多年窩窩囊囊的人生，内心迸發出巨大的力量，他一躍而起，從褲腰抽出腰帶，對着那群混混失去理智般抽打下去。

　　混混們也驚呆了，他們隻是想震懾一下國慶，讓他以後别擋了自己的财路，現在眼看要出人命，他們也隻有求饒的份了。

　　待混混們狼狽地逃走後，國慶又沖着路旁的樹木抽打起來，直到秉昆的父親周志剛出現，這才停止了瘋狂的舉動。

　　我們常說，妻賢夫禍少，生活的壓力，把吳倩變成了潑婦，把國慶變成了暴徒。

　　實際上，吳倩也曾是溫柔體貼的小女人，國慶也是善良仗義的好兄弟。

　　可當他們被生活壓彎了腰，被貧窮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時候，卻都在盼望着父母能夠早早死掉，好為自己減輕負擔。

　　這不是人性的惡，而是時代的災難。

　　肖國慶和吳倩的婚姻，講透了“貧賤夫妻百事哀”這句話背後人性的涼薄。

　　述（最多18

　　喬春燕和曹德寶 春燕在光字片裡，算得上出類拔萃的“女強人”了。可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早先春燕看上了老實憨厚的秉昆，一直在試圖撩撥他。

　　她甚至和自己母親，還有秉昆的母親三人一起設下了局，在大年初三那天要把秉昆拿下。

　　可陰差陽錯，大年初三那天，春燕正好趕上了六小君子”的團圓日，稀裡糊塗下，春燕和德寶滾了床單。

　　曹德寶是家中獨子，人也比秉昆風趣幽默，春燕借醉酒之機，算計了德寶。

　　德寶内心是不願娶春燕的，他的心願是娶一個落魄的公主，等公主翻身，德寶就能跟着飛黃騰達。

　　德寶的“公主夢”，說明他是一個貪圖享受，又不肯努力隻想坐享其成的人。

　　他雖然被迫娶了春燕，公主夢破碎，卻着實吃了一輩子“軟飯”。

　　原著中，為了給曹德寶的父親看病，花光了夫妻兩人所有的積蓄，可依舊沒有挽回老父親的生命。

　　為了還債，在曹德寶父親去世後，春燕想讓婆婆住到農村的親戚家，好把房子騰出來，這樣就能得到一筆不小的租金。

　　曹德寶一聽春燕的提議就怒了，他大罵春燕無情無義，自己的父親屍骨未寒，就想把母親掃地出門。

　　這麼多年他頂着“上門女婿”的頭銜，在喬家做牛做馬，侍候了老的，侍候小的，對春燕更是言聽計從。

　　可現在春燕竟然絕情到如此地步，根本不設身處地為他着想，簡直沒把他當人看。

　　德寶一氣之下，要和春燕離婚，他卷起鋪蓋卷回家陪母親了。

　　春燕這下傻了眼，她雖然和曹德寶争吵不斷，但已經習慣了曹德寶對自己無微不至的照顧。

　　春燕央求秉昆把德寶找回來，最後在秉昆的幫助下，德寶的父親報銷了大筆醫藥費，這才緩解了春燕家的經濟危機，也讓春燕和德寶的婚姻回歸正常。

　　無論是吳倩和國慶，還是春燕和德寶，當他們自顧不暇時，第一個想要抛棄的就是拖累自己的老父母。

　　《人世間》果然是真實的人世間，它徹底撕碎了“養兒防老”這個謊言。

　　這也是為什麼越是貧窮的家庭，不孝兒的比例越高的原因。

　　趕超和于虹 上面講了，于虹是共樂區兒女中鳳毛麟角般的人物，她之所以能看上趕超，當然吳倩在起了一定的作用。

　　她一直在打壓于虹，擡高趕超，這也是“媒人們”慣用的伎倆。一旦對自己的預期降低，自然找對象的标準也就降低了。

　　可還有一點，劇版裡沒講。原著于虹是這樣對吳倩和春燕說的：

　　于虹認真地說：“我也不是多麼喜歡趕超。你們都不是外人，有些事告訴你們那也沒什麼。我吧，之前談過兩個對象，都半途而廢了。我心灰意冷了一段時間，所以對趕超……我挺看重這段關系的。”

　　于虹找趕超，更像是一個受到傷害的女人，想找老實巴交的人接盤。

　　雖然趕超特有胸懷地說：“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們現在的關系，我對我倆有信心。”

　　可很多時候，不對等的兩個人在一起，不能迸發出火花，反而會制造災難。

　　劇版裡于虹一出場就是洗腳工，而原著中，于虹成為洗腳工還要拜趕超“所賜”。

　　在那個敏感的年代，一點點的小事都會上綱上線。于虹就攤上了這樣的麻煩，她們出口的一批麥稭畫，被别有用心的人吹毛求疵。

　　于虹作為這批畫制作組的組長，當然需要去承擔一部分責任。她被迫要求離職。

　　領導知道這事委屈于虹了，他們想着等風頭過去再重新把于虹招回來。

　　可趕超知道後，愣頭青的脾氣上來了，他的女朋友受了委屈，正是他作為男朋友的表現時機。

　　趕超聯合德寶、國慶要去找于虹的領導理論，本來還要叫上秉昆的，可秉昆對這樣簡單粗暴的做法堅決反對，他還讓幾個頭腦發熱的兄弟也别去。

　　趕超哪聽得進去秉昆的規勸，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甚至還埋怨秉昆不夠仗義。

　　趕超帶着國慶、德寶大鬧于虹所在的美術廠，又和領導們因言語不合扭打起來，最後被一起帶到了派出所。

　　這下，即便領導還要于虹，于虹也沒臉去了。

　　就這樣，于虹丢掉了這份好工作，迫不得已跟春燕學了修腳，成了除了春燕外，A市的第二名修腳工。

　　改革開放後，大衆浴池變成了私營企業，于虹也被迫下了崗。趕超的木材廠因為跟不上形勢，也停了産，趕超也成了下崗工人。

　　一家三口都沒有收入，還要供養上學的兒子，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

　　雖然于虹始終保持着文化人的文雅，不似吳倩那般潑辣蠻橫，但她不動聲色的外表下，卻更加會算計和市儈。

　　原著中這樣寫道：

　　于虹的父母兄弟姊妹多，雖然失業的也不少，所幸有幾個有點兒小權利，有幾個交際廣。靠了着兩種救火隊員四處走後門托關系，親戚的失業者居然都不至于一直在家裡待着沒錢掙，日子過不下去。

　　因為有親戚的關照，于虹竟基本沒失業，在家裡，她倒成了每月多少總能領點兒工資的家庭經濟支柱。

　　趕超曾經一家之主的地位，自從失業後就被颠覆了。偏偏趕超不會來事，經常有大男子主義的表現，于虹在他的面前腰杆子越來越硬，他越擰巴着來，于虹就越惱火。

　　兩口子之間消停的日子越來越少，三句話沒說倒一塊兒，吵架的日子越來越多了。

　　寫在最後 在三組婚姻中，無論是國慶和吳倩，德寶和春燕，還是趕超和于虹，他們都各自有各自的委屈，也各自有各自的小盤算。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婚姻都在不斷妥協和忍讓中維系着，因為他們都深知，離婚需要付出的代價，要遠大于現在所承受的痛苦。

　　就像于虹說的“黏豆包”理論，兩個黃米面做的豆包，身體黏在一起，餡料連在一起，一旦誰想離開誰，那就要破皮露餡，放在人身上，就會如同抽筋拔骨般慘痛。

　　在普通百姓的婚姻裡，愛情是奢侈品，而斬斷不幸福的婚姻，更是普通百姓不敢随便想的事。

　　在生存問題面前，不幸福的婚姻反而可以忍受了。

　　這也是為何生活艱苦的時候，離婚率低，生活條件好了，離婚率反而高的原因。因為他們有了承擔離婚代價的底氣和實力。

　　而普通百姓，承擔不起這份代價的，還是占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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