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勤餘

　　《彈子球遊戲》根據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說改編，從日本殖民時期的韓國漁村到日本大阪，經曆了二戰，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時代的橫濱、東京乃至紐約，在複雜的曆史背景下，全劇着重描繪了一個家族幾代人在家族與故鄉、融入與歸屬、金錢與信仰等一系列問題上的關系與矛盾。自開播以來，本劇的口碑相當不錯，在IMDb和爛番茄上均得到極佳評價。

　　關于李敏金這位國内觀衆并不太熟悉的韓裔美國作家，有必要多說兩句。她畢業于耶魯大學曆史系，後學習法律，最終從律師走向職業寫作。她的上一部作品《百萬富翁的免費午餐》就已是全美暢銷書，後來的《彈子球遊戲》（國内出版社譯作《柏青哥》），更是一出版便廣受讀者關注，榮獲衆多文學媒體獎項。這兩部作品關注的，都是在異國他鄉生活的韓裔移民的身份認同問題。

　　但對觀看本劇的中國觀衆而言，可能更深的感受是它和不久前熱播的國産電視劇《人世間》真有點兒像——都是講述一個家族幾代人在曆史沉浮中的命運變遷；都關注大時代的光照在每一個小人物身上，到底留下了怎樣的一道陰影。

　　現代化與鄉愁：一代人的精神歸屬

　　《彈子球遊戲》的改編是大膽而成功的，它将原作中的順叙改為過去與現在兩個時空的并置。一條線是少女善慈出生、長大，和韓裔日本黑幫分子高漢秀開始了一場禁忌之戀；另一條線是老年善慈的孫子所羅門從美國來到日本，希望說服一位韓裔老太太賣掉房産，而要做成這筆大生意，他需要奶奶的幫助。

　　為什麼要這麼改編？不同時空的交錯絕不隻是為了炫技，而是“有意味的形式”。一邊是少女善慈親眼目睹日據時期朝鮮百姓飽受欺淩的悲慘曆史，一邊是老年善慈與韓裔老太太共同回憶起過去的歲月。于是，兩條叙事線奇妙地交彙在一起：少女善慈離開故鄉，老年善慈返回故鄉。濃得化不開的“鄉愁”，其實就是這些移民的精神歸屬。

　　善慈的孩子們，生在日本長在日本，但在日本人眼中，他們依然是來自朝鮮的異鄉人。他們内心深處的家，仍然在遙遠的朝鮮半島。善慈和她的子孫們意識到，種族無法選擇，環境無法改變，但是他們還能堅持民族的特性和品德，依靠愛和勇氣生活下去。正如李敏金在書中寫的，“每個出門在外的人都要注意，不要因自己的言行讓同胞和民族蒙羞”。

　　很多人都說，梁曉聲寫《人世間》，無非是為了宣揚“好人哲學”，但事情并不那麼簡單。《人世間》的故事之所以要從1969年而不是改革開放講起，歸根到底，也是為了解決一代人的精神歸屬問題。

　　周秉義甯願放棄升遷的機會也要和郝冬梅在一起；周秉昆毅然決然地搭救鄭娟一家；周蓉為了愛情遠赴他鄉。這些故事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前，對應的卻是改革開放之後社會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在商品大潮的沖擊之下，部分官員能不能守住節操？普通人能不能堅持善良？多少青年還能堅持理想？等等等等。

　　換句話說，《人世間》希望大家做“好人”的願望看上去特别簡單、樸素，卻是創作者冥思苦想後，為現代社會開出的一劑良藥。《彈子球遊戲》和《人世間》之所以要寫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故事，也是用寓言的方式告訴觀衆：一個民族的每一代人唯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屬，才能避免被社會和時代的變遷所“異化”。

　　關于“根”的叙事：兩種現代性話語的沖突

　　《彈子球遊戲》和《人世間》都強調的精神歸屬，事實上就是各自民族的傳統文化。但對待“傳統”，也有兩種現代性話語的沖突：一是向前看，以啟蒙主義為主要構成的話語範式；一是往後看，以“尋根”“懷舊”為主要形态的文化叙事。

　　觀衆不難發現，《人世間》中的衆多人物都很出彩，但劇情進行到以周楠、馮玥為代表的年輕一代時，就開始變得生澀、僵硬。周楠的過早退場與其說是意外，不如說是“必然”的悲劇，因為他注定不可能成為第二個周秉昆或者周秉義。

　　閻雲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中說過：“集體化的中介、國家從社會生活多個方面撤出之後，傳統的道德觀也随之崩潰。與此同時，人們又被卷入了商品經濟與市場中，他們便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費主義為特征的晚期資本主義道德觀。”

　　也就是說，道德不是憑空而來的産物，它不能不依賴于實際的社會環境。沒有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很難想象，為什麼《人世間》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這麼密切。所有人糾纏在一起，在窮苦的歲月裡很正常，但一旦日子變好了，個人生活條件的差距就會讓看似牢不可破的關系迅速分崩離析。

　　因此，“做個好人”的傳統沒有錯，但全球化、市場化的新生活裡，“人情”必然需要經曆調整和重組。《人世間》的故事很動人，然而存在于真空的文化，更接近于烏托邦。

　　相較之下，《彈子球遊戲》中的年輕一代就不像周楠、馮玥一樣面目模糊。所羅門聰明、能幹，但在企業中依然得不到高層的認可，原因隻有一個：他是韓裔。韓裔老太太在簽訂房産協議前的一刻質問他，如果是奶奶善慈坐在這裡，面對衆多日本财閥傲慢的嘴臉，你還會讓她賣房子嗎？所羅門呆坐在座位上，躊躇良久，堅定地說出：不會。

　　此刻，他終于醒悟：自己永遠是這個世界的“外人”。所羅門沖下樓，脫去外衣（代表他想要獲得美國、日本的認可），在雨中肆意舞蹈（代表他掙脫了想要獲得外界認同的束縛）。這一幕的象征意義是明顯的：你永遠無法迎合他人的成見，你必須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這也讓劇集裡的時空交錯顯得更為深刻：少女善慈乘坐的船上，朝鮮歌女隻能用死來表達對侵略者的抗議；而現在的老太太，已經可以用财産的控制權表達對日本商人的不屑。如果說《人世間》還在往回看，希望從傳統的道德觀裡尋求救贖，那麼《彈子球遊戲》裡的韓裔移民已經無所畏懼，參與到當代世界的生存遊戲中去。

　　這裡不能不提到劇名“彈子球遊戲”的隐喻——玩家自以為能依靠技術赢得遊戲的勝利，殊不知，遊戲機的刻度盤都是可以被商家調整的，結果永遠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這就好像随着時代沉浮的個人命運，充滿着不确定性。

　　既然曆史總是有可能會辜負我們，我們就不僅需要“做個好人”的善良，也需要像李敏金和《彈子球遊戲》所說的，永遠不放棄内心的希望和信仰，勇敢地和現實世界戰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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