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一方面受到西方列強的武裝侵略與打擊，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近代學說理論與觀念的影響，而使中國人對于傳統文化中的思想學說有了全新的認識，這是此前隻有儒、釋、道三種思想學說的情況下人們所能形成的認識所不能比拟的。在老學研究上，清末的嚴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對西學的學習與了解，超過了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因此成為當時在西學傳播上有着最大影響的人物。嚴複著有《老子道德經評點》[1]，在其中他憑借着自己對于西學的了解而對《老子》思想做出了全新的解釋。

　　嚴複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家，其重要性，不在于他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或有過重要的政治活動，而在于他全面地把西方近代思想介紹到中國，這對當時及其後不久的中國人産生了深遠影響。毛澤東曾把嚴複和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并列為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四個代表[2]，能獲得毛澤東的如此高度評價，足見嚴複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性。不過，到今天再來看，則嚴複和孫中山二人更具代表性。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嚴複的大量翻譯西方學術著作這一舉動，在中國曆史上，大概除了古代的佛經大量翻譯之外，是再也不曾出現過的輸入外來文化的曆史性重大事件，從今天來看，其意義相當重要。對比起來，佛經的大量翻譯，在思想上的影響，不曾對中國固有的思想文化造成根本上的沖擊和威脅。而嚴複的翻譯則對當時的中國社會與傳統思想，産生了極為巨大而深遠的震動，甚至使那些頑固堅持舊思想舊文化的人感到了如同洪水猛獸般的威脅。這種震動和威脅，更因為伴随着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戰争的失敗所造成的震動，而顯得意義非常，令人難忘。

　　嚴複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活動與貢獻，很早就引起學者們的關注與研究[3]，解放以後的研究更多，但主要集中在他的翻譯與介紹西方著作與思想上，而對于他在當時所從事的《老子》研究及其關于《老子》思想的評論則注意不夠[4]。其實，嚴複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介紹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時，并沒有忽視研究中國傳統思想，如史華茲所說的，在嚴複的思想中，并沒有截然劃分“中國傳統”與“近代西方”為兩個互不相幹的對立物[5]。嚴複一直認為，在這兩者之間可以找到對應點或相通點，這種思想在他翻譯《天演論》時就已經在“自序”中充分表達出來了[6]。所以，在他翻譯西方著作的最緊要時刻，卻專門抽出時間寫出了關于《老子》的評點，後來又專門寫出了關于《莊子》的評點[7]，這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與他當時的主要的思想活動有着緊密關系的研究。

　　[1] 嚴複：《老子道德經評點》，光緒三十一年（1903）日本排印本，據嚴靈峰《老子集成》叢書所收。

　　[2]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3]嚴複生前就有人在《民報》等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評述嚴氏的思想與學說，其後直到四十年代，研究論文一直不斷，比較重要的有1940年周振甫先生的《嚴複思想述評》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4]在論文方面，隻有嚴仲儀、艾力農、楊達常的三篇論文，在專門的著作中，有歐陽哲生《嚴複評傳》中的一節，和美國學者本傑明•史華茲《嚴複與西方》中的一節。對史氏的研究，本章下面将專門進行評述

　　[5][美]本傑明•史華茲：《嚴複與西方》，葉鳳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頁。

　　[6]嚴複譯《天演論》“自序”，科學出版社，1971年版。

　　[7]《老子評點》寫于1903至1904年間，嚴複翻譯西方著作也集中在這一時期，如1902年譯約翰•穆勒《名學》，始譯孟德斯鸠《法意》，1906年譯完，1903年修改《群己權界論》，譯甄克思《社會通诠》。關于《莊子評點》的時間，按商務印書館編《論嚴複與嚴譯名著》所附的《嚴複生平著譯大事年表》，是在1916年“手批《莊子》”，而據中華書局1986年版《嚴複集》第四冊所附曾克耑《莊子評點》序的落款為“癸巳秋九月”，則為1893年。此從《年表》的說法。

　　嚴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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