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上個月寫了《1933年，有人提議去看望養病的毛主席，博古說：小毛，有啥好看的》一文，文中講到：1931年4月到6月，随着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黨的組織遭受破壞，設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不得不入了遷入江西蘇區。

　　關于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和叛變的經過，老覃在早年寫的《毛主席專門針對此人簽署了一道通緝令，必欲除之而後快，原因何在》一文中做過詳細叙述。

　　今天專門來聊聊向忠發這個人。

　　向忠發是湖北漢川人，出生于1880年，年紀比我們的朱老總還大6歲，工人出身，是名副其實的工人老大哥。

　　向忠發文化不高，能力一般，能坐上中共中央的高位，完全是共産國際起的作用。

　　說起共産國際，這裡又不得不多啰嗦上幾句。

　　話說，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共産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其使命是戰勝資産階級，終結資本主義社會，解放全人類，建立全球性的共産主義社會。

　　但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隻是蘇俄革命的勝利，新生的蘇俄政權在帝國主義環伺的世界裡顯得非常孤單、紮眼。

　　這還不算，帝國主義國家還聯合了起來，要把新生的蘇俄政權絞殺于搖籃中。

　　在這種情況下，列甯決定成立國際性組織共産國際，策劃在世界範圍内發動無産階級革命，扭轉不利局面。

　　1919年3月2日共産國際成立了，其成員遊走于全球，散播革命經驗，引導各國建立共産黨的組織，共同加入共産國際。

　　不得不說，列甯的構想極其宏偉。

　　按照他的設想，一旦全球革命形成，則全世界的無産階級就可以像雨後春筍一樣紛紛建立蘇維埃政權，等到時機成熟，就聯合成“國際蘇維埃共和國”。

　　列甯還帶領俄羅斯、南高加索聯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4個蘇維埃共和國做出了嘗試，于1922年12月30日聯合在一起，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随着這個聯盟不斷擴大，加盟的蘇維埃共和國數一度增加到了15個。

　　列甯信心倍增，喊出了“把蘇維埃俄國的版圖擴展到全世界”的口号。

　　1920年3月，共産國際派出第一位代表維金斯基來到中國。

　　維金斯基很有兩把刷子。他在北京很快聯系上了李大钊、陳獨秀，述說俄國革命經曆，幫助他們籌備組建中國共産黨的工作。

　　被派到中國的第二任代表馬林也同樣精明幹練。

　　馬林在中國期間，主要做了兩件事：一、帶領中共加入了共産國際；二、策劃國共合作。

　　對于共産國際對中國的幫助，毛主席後來的評價是：“兩頭好，中間差。”

　　這“兩頭好”，是指開頭和收尾好。

　　馬林回國後，接任的第三任代表鮑羅廷就沒有那麼高的水平了。

　　由于列甯逝世，共産國際的援助主要投放在了國民黨身上。

　　鮑羅廷等人沒有想到，蔣介石在“甯漢之争”中倒向了與西方勾結的大資本家與買辦，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後果，是大批共産黨人遭到了屠殺，鮑羅廷遭到了通緝，原中共陳獨秀被認定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列甯的繼任者斯大林認為，國民黨背叛革命，即它所代表的資産階級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資産階級。

　　不用說，斯大林的判斷已經明顯偏“左”。

　　第四任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帶着斯大林的指令來到中國，召開了八七會議，推出了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正式負責人。

　　瞿秋白在斯大林的影響下，制定了全國總暴動的策略，在全國範圍内布置“總罷工”、“總暴動”。

　　這種過急、過激的行為使我黨損失慘重，大批優秀領導者壯烈犧牲。

　　共産國際于1928年2月召回了羅明納茲，并對之進行了批判并撤職。

　　随後，于該年6月，組織我黨 100多名代表在莫斯科舉行了六大。

　　中共六大借鑒了蘇聯由城市包圍農村的成功經驗，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積極争取工人階級，大批量提拔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

　　即在共産國際的幹涉下，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第三任。

　　向忠發在上任之初，是很想有一番作為的。

　　但凡中共中央與遠東局出現了分歧，他也敢于據理力争。

　　因為在赤色工會、遊擊戰争、改組派等問題上說服不了遠東局，他還派周恩來前往莫斯科找共産國際作主。

　　周恩來走後不久，國内就爆發了中原大戰。

　　接替周恩來工作的李立三認為革命的高潮來了，推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定下“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目标，要求紅軍不顧一切攻打中心城市。

　　李立三犯的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比瞿秋白還左。

　　因為李立三搞得太過過火，共産國際派原中山大學校長米夫擔任新的遠東局書記。

　　米夫到了上海，帶領瞿秋白和周恩來組織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主導中央的局面。

　　為了更好地操控中共，米夫把他在中山大學培養的一大幫學生塞進了中共各級領導機關，其中就有王明、博古等等，而把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維漢等人踢出了政治局。

　　如此一來，能力一般的向忠發在米夫的陰影下便成為了一個傀儡式的人物。

　　中共中央的權力最終落入了王明等人的手中。

　　向忠發郁郁寡歡，革命意志一下子就消沉了下來。

　　用周恩來的話來說，向忠發這時開始“堕落”了。

　　中央特科的陳養山後來回憶，說：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向忠發在名義上雖然還是，但已經沒有什麼實際工作可做了，經常呆在家裡。他這時已腐化，除了吃喝玩樂，就是與姘婦鬼混。

　　陳養山說的這個“姘婦”是指廈門路妓院的風塵女子楊秀貞。

　　向忠發家裡是有妻兒老少的，他的糟糠之妻是湖南省湘潭縣的農婦劉秀英。

　　他不喜歡劉秀英，單獨一個人住進了法租界善鐘路(今常熟路)附近一棟成衣鋪的二樓裡，和楊秀貞同居。

　　時任中共中央機要主任的張紀恩回憶：楊秀貞是甯波女子，姿色妖娆。

　　周恩來後來談到楊秀貞，也坦承“是李立三和關向應同意他花錢買的”。

　　花了多少錢呢？

　　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的徐恩曾在審訊中得知：向忠發用了八千塊大洋。

　　顧順章叛變後，供出了向忠發的住址。

　　敵人按圖索骥，很快就抓到了向忠發和楊秀貞。

　　向忠發不等敵人用刑，迅速叛變，把他所知道的東西像從竹筒裡倒豆子一樣，痛痛快快地招認了。

　　楊秀貞并非中共黨員，但知道向忠發的身份。國民黨特務審問她時，她卻什麼都不說。

　　敵人安排向忠發和她見面，向忠發大大方方地對她說：“交代了吧，他們都知道了。”

　　正因為這樣，周恩來才會評價向忠發的“節操還不如個妓女”。

　　向忠發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 6月24日就被老蔣下令處決了。

　　楊秀貞因為與向忠發同居的關系，被法庭判處兩年半的徒刑。

　　同在上海被判刑的張紀恩後來回憶，他和楊秀貞是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的江蘇第二監獄的。

　　當時在全國赤色工會機關工作的李沫英當時也被關押在江蘇第二監獄，和楊秀貞成為了獄友。

　　在李沫英的印象裡，楊秀貞的性格輕佻、放蕩，經常與警衛、看守嬉鬧、調情。

　　有時候，她覺得楊秀貞做得過分了，勸她。

　　楊秀貞笑嘻嘻地解釋說：“在牢裡實在太苦悶，我就是我同他們開開玩笑，絕對不會把你們的事說出來的。”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和汪精衛随後再度合作，實行“大赦”，張紀恩等人獲提前保釋。

　　楊秀貞則被轉往江蘇第一監獄，即南京老虎橋模範監獄，成為了中共黨員帥孟奇、劉少奇夫人何寶珍的獄友。

　　老覃在這裡不得不感慨一聲，楊秀貞不過是一個風塵女子，不懂得政治，更不知道什麼叫共産主義，她隻是被向忠發花錢養為“玩物”，無端地遭受到了牢獄之災，仍能如此超然看待命運的無常，也真算得上是個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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