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走上街頭當天，涿鹿縣委、縣政府叫停了被戲稱為“三姨太”的“三疑三探”教育改革。而在接下來的一場會議上，這位20年前“帶着一卷行李和一本《紅樓夢》，從渤海之濱隻身來到燕山腳下”的官員，宣布了自己的辭職決定，并且即興發表演講：

　　“滿堂灌、題海戰術以及對孩子們野蠻地張榜公布成績等，在我郝金倫看來都是誤人子弟……我不去領導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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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涿鹿中學“三疑三探”示範課。 圖據河北涿鹿中學官網

　　一場被叫停的教學改革，把冀北山城涿鹿拉入了輿論中心。

　　“為使幾萬學子不用背井離鄉就能獲得優質的教育。”主政者——前涿鹿教科局長郝金倫改革之心拳拳。“我們的孩子不當試驗品。”而家長愛子之心切切。

　　▲2015年5月，郝金倫（中）到涿鹿中學視察“三疑三探”課堂。資料圖片

　　辭職

　　涿鹿政界對郝金倫辭職，多解讀為“一腔熱血不被理解”。“一腔熱血”，指其力推教學改革；“不被理解”指貫穿改革全過程的議論與反彈

　　“前兩天，我在三樓看到上街的家長如此激動，聲嘶力竭。我想：我所為何來？”

　　這是7月11日，郝金倫辭職演講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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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涿鹿縣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一是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學改革。二是縣委成立專門工作組深入到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之中進行調查研究，對當前存在的問題給予研究解決。

　　涿鹿縣教科局一幹部透露，改革被叫停後，郝金倫如常到單位上班，隻是情緒低沉了很多。

　　自2013年8月從鄉鎮書記調任教科局，郝金倫在局長崗位上，即将滿3年。

　　辭職後，新的局長很快到任，郝金倫稱，“還沒有下一步的打算”。他以“不好再多說什麼”為由，婉拒了新京報記者的采訪。他回複的短信“請老弟多理解”，後面跟了四個感歎号。

　　如果不是那篇廣為流傳的辭職演說，一個科級幹部辭職帶來的震動，隻會局限在涿鹿縣。

　　“自古多情傷離别，又那堪萬千學子遭此意外！本人書劍飄零，正所謂英雄氣短，長歌當哭。”

　　這位20年前“帶着一卷行李和一本《紅樓夢》，從渤海之濱隻身來到燕山腳下”的官員，辭職演說中引用、化用了大量的古詩詞，來抒發自己憤懑和不甘。

　　“辭職後，他已經離開涿鹿了。”涿鹿一位副科級幹部說，“他可能感覺受到了背叛。”

　　“這樣大張旗鼓的辭職，對他一點好處都沒有。”上述副科級幹部表示。涿鹿政界對郝金倫的辭職，多解讀為，“一腔熱血不被理解”後的“負氣”之舉。

　　“一腔熱血”，指郝金倫力推“三疑三探”教學改革，是為了增強涿鹿的教育水平；“不被理解”指貫穿改革全過程的議論與反彈。

　　盡管辭職，郝金倫仍然為他力推的改革呐喊：“試看20年後的教育界，自主、合作、探究課堂必将大行其道。”

　　不僅是郝金倫，在當地許多教育界人士眼中，“三疑三探”确實符合教育改革的大趨勢。一名中學教師說，“西峽的成績說明，三疑三探确實是有效果的。”

　　“西峽一高今年一本人數是八百六十多人，幾乎沒有補習生，沒有外縣的學生，還有8個清華北大。”這是郝金倫辭職時所說的話。“三疑三探”模式發源地河南省西峽縣的成績給了他巨大的鼓舞和憧憬。

　　但教育改革從來都是敏感地帶。“三疑三探”發明者、西峽一高原校長楊文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了教改的三大阻力：校長、教師和家長。

　　“一方面是校長壓力大。試想，如果升學率下滑，校長很可能會前功盡棄甚至身敗名裂；另一方面是教師，有的講了大半輩子，現在讓學生講，老師們認為這是在白白浪費時間；還有家長和學生都不願意把自己當試驗品。”楊文普說。

　　▲2015年5月，涿鹿中學“三疑三探”課堂。 圖據河北涿鹿中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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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

　　改革的節奏并沒有按照預先計劃的來。教科局對沒有改革的學校提出的“可以改”要求，很快變成了“必須改”

　　“停了挺好，三疑三探就是老師不上課，讓學生自己學。這種方式可能并不适合我家這種成績不是很好的學生。”7月21日傍晚，楊娟（化名）剛剛從補習班接回孩子。

　　她的孩子就讀于涿鹿縣初級中學。“孩子分成一堆一堆，教室裡亂糟糟的，我家孩子本來就貪玩，根本學不到東西。”楊娟向記者講述了她眼裡的“三疑三探”。

　　這一方法并非涿鹿縣原創。

　　2003年，原任河南西峽縣教研室主任的楊文普帶領全縣教研人員及部分中小學校，探索了“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楊文普2009年任西峽一高校長，在推廣“三疑三探”教學方法後，西峽一高連續兩年本科上線率達到95%，重點大學錄取率達到30%。

　　這樣的成績，讓“三疑三探”在全國教育界引起轟動。公開資料顯示，除涿鹿外，四川省攀枝花市、北京市平谷區、河南省南召縣、山東省濱州市、内蒙古烏蘭察布市等多地都組織過教師，到西峽學習“三疑三探”教學模式。

　　2014年4月7日至11日，郝金倫親自帶隊，涿鹿縣教科局一行28人到河南省西峽縣學習“三疑三探”。

　　2014年5月，涿鹿第一批“三疑三探”實驗班建成。2014年5月22日，涿鹿縣教科局印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的實施方案》，标志着涿鹿縣新一輪教學改革正式開始。

　　熟悉郝金倫的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郝金倫的女兒原來在河北省正定縣一中讀書，在涿鹿縣開始推動三疑三探教學模式後，郝金倫将女兒轉回了涿鹿。

　　事實上，引發争議的“三疑三探”隻是這一輪教改中的一項。根據涿鹿縣官方文件，涿鹿縣還引進了思維可視化、學習力、學習方法、深本數學、元認知等其他5項教學技術。

　　“其實按照文件，我們是打算慢慢推進的，由點到面、循序漸進，先在幾個學校、幾個年級、幾個班試點。有了對比、說服力，再逐步鋪開。”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介紹。

　　然而，改革的節奏并沒有按照預先計劃的來。2014年秋季學期，教科局對原來沒有改革的學校、年級提出的“可以改”要求，很快變成了“必須改”。

　　到了2015年春季開學，涿鹿縣中小學已全部實施“三疑三探”。

　　“力度越來越大，後來就失控了。”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告訴新京報記者。

　　強推

　　涿鹿縣在全縣所有中小學教室安裝監控探頭，信号直連教科局。通過探頭監視老師的課堂，如果發現沒有按照三疑三探講課，就會公開批評

　　“體育課也必須三疑三探，讓學生們先讨論、質疑為什麼這個動作要這樣做。” 涿鹿縣一名初中校長說，所有課程要完全按照三疑三探模式來，老師不能自己發揮。

　　對于突如其來的改革，老師們卻用自己方式去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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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涿鹿中學語文教師李麗（化名）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使用三疑三探，教學效率太低，教學時間不夠用，需要跳着上課，有些課文就沒時間上了。

　　教學中她發現，三疑三探在講評練習時比較有作用，但在文言文等方面則效果不好。

　　“我在該用的時候用，不該用的時候不用，畢竟我是高中老師，要為學生的前途未來負責。”李麗說。

　　按照涿鹿縣推廣“三疑三探”的要求，王麗的做法是違規的。但涿鹿中學也默許王麗這樣的做法。

　　王麗的做法并非個例。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一名涿鹿縣的初中曆史教師也表示，自己并沒有完全嚴格落實“三疑三探”，“學生成績下滑了怎麼辦。”

　　也許郝金倫發現了改革落實的問題。2015年冬天，涿鹿縣開始在全縣所有中小學教室安裝監控探頭，信号直連教科局。

　　“縣教科局會通過探頭監視老師的課堂，如果發現老師沒有按照三疑三探講課，在開會時就會公開批評我們。”涿鹿縣大堡中學一位校領導說。

　　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承認，給教室安裝攝像頭，“是為了推進三疑三探。”

　　教科局對校長的壓力，最終傳導到一線教學。不止一位教師告訴新京報記者，經常有校領導在上課時間站在後門向教室裡張望，“很不自在。”

　　“為什麼不能讓學校自主決定如何教學？”涿鹿一位中學的副校長對新京報記者說，“我認為教科局直接管到教室的做法，很不妥當。這不是改革，是後退。”

　　2015年底，涿鹿縣教科局班子成員召開民主生活會。會上7名班子成員，有4人對郝金倫提出了批評。“主要就是批評他性子太急，太想出成績。他在會上也表示接受。”該局一副局長說。

　　“經過兩年的試驗，涿鹿一中一本上線翻一番，此前每年30到40人，2016年是94人。”對于三疑三探改革成效，郝金倫曾對媒體這麼評價。

　　但有人對他的說法表示質疑。

　　“與其說是三疑三探提高了升學率，還不如說是生源逐漸變好了。”一位不願具名的涿鹿教育界人士表示，教改隻進行兩年，而且高三并不實施三疑三探改革。

　　這位人士解釋，前些年，涿鹿縣一本上線人數不高，是因為成績最好50名初中畢業生，幾乎全部去衡水中學等外地“超級中學”就讀。這兩年，教科局和一些高中花大力氣把好生源留了下來。

　　“有學生想去外地讀書，郝局長也會親自勸說。”上述教育界人士表示，為了留下優質生源，涿鹿教育系統想了很多辦法。比如涿鹿中學前任校長彭廣森，專門在學校設立了初中部，就是為了把好苗子留下來。

　　反彈

　　一位參加交流會的家長說，參會的家長們質疑他為什麼要拿孩子做試驗？減少作業與考試，孩子的成績如何保證？最後，7月4日，家長群起上街抗議，徹底将涿鹿縣“三疑三探”教改停止

　　在“三疑三探”火速推廣的過程中，質疑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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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教學方法中，考試與作業變少，課堂變得活躍，一些家長開始擔憂孩子成績受影響。

　　家長們私下的議論慢慢變得公開。百度“涿鹿”貼吧成為家長的主要發聲渠道。2015年6、7月份，質疑“三姨太”的帖子在涿鹿吧集中湧現。

　　“三姨太”是家長們給“三疑三探”模式起的外号。

　　在質疑者中，以網民“江湖郎中金猴”最為活躍。2015年6月6日，江湖郎中金猴發表帖子《三疑三探，教學創新還是誤人子弟？》，引起一波網民的讨論。

　　帖子質疑，這樣涉及全縣的教改是否應該進行家長聽證？減少考試與排名，如何掌握學生的成績？學生真實反映是什麼？

　　帖子建議，應該讓教師自主選擇教學方式，最後通過學生的成績對比，來比較不同教學方式間的優劣。

　　網上的讨論也引起教科局的注意，并發帖回應。

　　2015年6月19日，涿鹿縣教科局發帖稱，任何不理解“三疑三探”者，隻要提前預約，可以到任何一間學校的教室進行旁聽。在帖子的最後，教科局稱：“江湖郎中金猴若對西峽教學成績及三疑三探教學效果存疑，可親自去西峽考察，我局将為你報銷往返車票并給予誤工補貼。”

　　6月25日，涿鹿縣教科局在涿鹿希望中學安排社會公開課，邀請家長進行旁聽。

　　但以上舉措并沒有打消家長們的疑慮。

　　7月15日，郝金倫在涿鹿縣實驗小學操場，舉辦了2000人的交流會，向家長宣傳“三疑三探”。

　　“家長們跟郝金倫展開了辯論，氣氛非常不友好。”一位參加交流會的家長說，郝金倫原本打算向家長們介紹三疑三探的優點。但是在講的過程中，不斷有家長站起來打斷，向郝金倫質問。

　　“質疑他為什麼要拿我們的孩子做試驗。減少作業與考試，孩子的成績如何保證等。”參會的家長說，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交流會持續一個多小時就不歡而散。

　　這次交流會後，郝金倫選擇了妥協。7月31日，涿鹿縣實驗小學的家長陸續收到學校發來的短信：“為充分尊重廣大家長和學生的意願……恢複原有課堂教學模式。”

　　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教科局決定，涿鹿縣實驗小學和涿鹿縣初級中學，停止實施“三疑三探”。但對其他學校，還要求必須按照“疑探”模式教學。

　　盡管郝金倫做了妥協，但家長們的情緒仍未平息。今年7月4日，家長要上街的消息已經在涿鹿縣傳開。

　　涿鹿縣教科局當天緊急出台一份文件。在這份名為《涿鹿縣教育和科學技術局緻廣大家長一封信》的文件中，涿鹿縣教科局承諾：“從下學期開始，教科局将給部分學校充分辦學自主權。各學校自主選擇、确定何種教學模式，教科局不幹涉。家長可自由選擇教學模式。”

　　但一切都太遲了。第二天的群體性事件，徹底将涿鹿縣“三疑三探”改革停止。

　　反思

　　“我們進行了反思，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還是工作方式方法上太急躁了。”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說，“必須要承認，教育是有規律的。”

　　其實，涿鹿縣有自己原創的教育模式。

　　2008年，涿鹿中學陷入發展瓶頸：骨幹教師流失，生源質量逐年下降，高考成績平平。根據涿鹿中學文件記載，當時課堂普遍死氣沉沉，學習效率低下。

　　當年，彭廣森就任涿鹿中學校長。2009年，彭廣森帶領一批教師先後去了杜郎口中學、昌樂二中等20多所全國課改名校學習經驗。

　　“當年涿鹿中學決定以昌樂二中為樣闆，結合學校實際情況，分階段推行高效課堂。”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說。

　　2001年，教育部頒布《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提出要逐步改變基礎教育中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倡導讓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探究學習。

　　“自主、合作、探究”也成為十多年來我國各地實施教學模式改革的指導思想。

　　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表示，涿鹿縣一直根據上級精神實施教學改革。

　　上次改革從借鑒昌樂二中的“271模式”開始，慢慢發展出了自己的教學模式：三環五步循環大課堂。

　　這一模式的主要特色是強調導學案和建立學習小組，導學案用來設立目标，學習小組用來合作學習。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教改和“三疑三探”十分相似，都突出調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這一改革從醞釀到成熟曆時五年。2013年高考，涿鹿中學一本、二本上線人數比2009年翻了三番。

　　但涿鹿縣開始推廣“三疑三探”模式後，上述涿鹿原創的教學模式變得鮮有人提及。“我想不通，我們明明有自己的成熟教育模式，為什麼要生搬硬套别人的模式。”一名涿鹿縣中學教師說。

　　郝金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力推三疑三探改革的理由。

　　他說，教育部提出來的自主、合作和探究，各地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實踐，在全國上百種教改模式中，自主、合作、探究這六個字貫穿始終，與過去“孩子們張着嘴等着灌”大不相同。

　　郝金倫否認“三疑三探不能提分”的說法。他認為，本質上，三疑三探仍然是兼容了應試教育的教學方法，在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間探出一條新路。

　　實際上，郝金倫十分喜歡引進外地的優秀教育方法。

　　張同鑒，“學習流程”教育方法發明人，他與郝金倫曾有過交往。

　　“去年初的一天，他晚上突然打電話給我，說花了一天時間讀完了我寫的書，要求立刻見我。”張同鑒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在電話裡對郝金倫說，自己在江蘇連雲港居住，“他說隻要我答應給涿鹿的學生講‘學習流程’，他可以連夜開車到江蘇來見我。”

　　張同鑒說，自己抵達涿鹿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但郝金倫立即臨時通知了全縣的校長開會，要求他介紹“學習流程”。“郝金倫局長的做事風格用雷厲風行來說明是恰當的。”

　　張同鑒說，郝金倫告訴他，他自己一年要讀50多本教育方面的專業書籍，“能感覺他讀得非常用心。他對教育是有想法的，也想幹一番事業。”

　　“我在涿鹿和老師以及碰到的教育專家聊天後得知，涿鹿縣實際引進的教育技術，不止六項，而是十項左右。”張同鑒說。

　　“引進的東西太多了，老師怎麼可能消化？”涿鹿中學的一名教師告訴新京報記者，老師的負擔和壓力太大。

　　“主要原因就是工作推進得太快了。”逐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這樣解釋改革失敗的原因。

　　“我們進行了反思，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還是工作方式方法上太急躁了。”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說，“必須要承認，教育是有規律的。”

　　“三疑三探”停了，以後怎麼辦？“停的隻是這一項，我們還有其他的改革。改革是永不過時的主旋律。涿鹿縣的教改不會停止。”許世民說。

　　新京報記者 韓雪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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