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江蘇的生物醫藥企業前沿生物的申報科創闆上市申請獲得受理，這進一步擴大了科創闆拟IPO公司的排隊陣容。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8月14日，共有152家科創闆公司處于拟上市或上市狀态（包含已終止審核企業），共分布在18個省、直轄市的45座城市（其中有1家注冊地為境外）。

　　從已申報上市的152家科創闆公司來看，其所在的地域和行業既是對當地産業發展重點方向的折射，亦可呈現出不同區域對科創闆及科創企業的支持成果。

　　從多家保薦機構的反饋來看，不少省市一級的地方政府在不遺餘力推動運作當地企業登陸科創闆上市，無論針對科創行業的政府補助，還是針對成功上市所承諾的财政補貼，都成為地方政府支持當地企業搶灘科創闆的真金白銀之舉措。

　　毫無疑問，一場輸送科創闆企業上市發展的區域間的無形戰争就此打響。現就科創闆企業貢獻數量、政府補助規模、上市補貼政策等維度，針對不同地區支持科創闆企業的力度進行了分析與呈現。

　　地域成績單 某一省市所貢獻的科創闆公司數量，無疑是當地支持科創企業成績的最直接結果。

　　據統計152家已申報科創闆上市的企業後發現，絕大多數科創公司集中在經濟發達省市，其中北京、江蘇、廣東、上海、浙江分别為貢獻科創闆公司的前五大省市，分别貢獻科創闆公司31家、26家、25家、21家和14家。

　　統計顯示，上述5個省市的科創闆公司數量合計達117家，占比超過當前全部科創闆公司的四分之三。

　　這一現象顯然與發達地區坐擁區位、人才、資金、信息、産業集群等諸多優勢因此具有較強的科創企業孵化能力有關。經濟發達省份，往往能夠吸引更多資金和人才聚集，并形成産業聚合，而一些科創闆種子選手也就此而生。

　　若進一步細化到城市維度，科創闆公司的數量也和當地經濟發達程度呈現出了一定的相關性。我們統計發現，152家科創闆公司分别來自45座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深圳、蘇州、廣州五個城市的科創闆公司數量最多，合計貢獻公司數量占總數的55.26%。

　　與此同時，杭州、無錫、武漢三座城市分别以7家、5家和4家的科創闆公司數量貢獻，位列全部城市的第6、7、8位；此外成都、南京、天津三座城市貢獻企業為3家，青島、西安、長沙、甯波、濟南、湖州、鎮江、梅州、龍岩9座城市各貢獻企業為2家。

　　在誕生科創闆公司的45座城市中，高達25座、占比超過一半的城市僅貢獻了1家科創闆公司。

　　從科創闆公司的行業、地域分布狀況，亦可管窺不同地區的優勢産業。例如北京地區處于軟件行業的發行人最多，達10家。上海地區的21家科創闆公司中，半導體企業占據三分之一，達7家；廣東地區的25家科創闆公司中，有6家企業處于電子行業；而在江蘇省，智能制造企業數量最多，達6家。

　　統計同時顯示，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四個地區也分别是全國貢獻軟件、半導體、電子、智能制造四大領域科創闆公司最多的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統計僅包含已申報科創闆上市的排隊企業，若将50家輔導期企業統計在内，則全部科創闆公司的數量已達202家。

　　綜合Wind和證監局信息統計，在處于輔導期的科創闆公司中，北京仍然以27家輔導企業遙遙領先成為貢獻家數最多省市，上海、四川次之分别有8家和5家。

　　若合并輔導期企業統計，則貢獻科創闆企業數量的地區前五位則依次為北京（58家）、上海（29家）、江蘇（27家）、廣東（21家）、浙江（17家）。

　　雖然北京公司數量較多，但其密集申報之下能否保證發行人質量也被市場所關切，截至目前已有3家來自北京地區的科創闆排隊公司撤回首發申請，被視為這一隐憂的腳注。

　　經營補助透視 在科創闆公司中，幾乎99%以上的公司都得到過當地政府的相關補助，作為科創闆申報的會計附注信息，這成為當地政府對相關科創産業孵化的一種直觀證明。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2018年近三年合計政府補助超過5000萬元的企業共20家，其中1億元的科創闆企業達12家，超過2億元的則有7家。

　　統計同時顯示，在上述近三年累計獲政府補助超過5000萬元的20家公司中，來自廣東、江蘇、上海的企業最多，分别各有4家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科創闆公司的業績對政府補助具有較高的依賴度也頗具争議。

　　例如已申報上市的華潤微電子2016年、2017年淨利潤均為負，2018年方才扭虧為盈，三年累計歸母公司淨利潤為1.97億元，而同期的累計獲政府補助規模則高達2.66億元。

　　這種現象，也成為一些科創闆公司備受市場質疑的因素。

　　對此我們認為，在一些具有科創屬性的特殊行業中，地方政府或産業基金進行适當投入參與和财政補助是一種常态。

　　比如華潤微電子所處的半導體制造業屬于資金密集型行業，其一套成體系的芯片制造設備采購成本往往耗資達到百億級别，并需要計提6-8年的折舊期，并經過較長的财務虧損期，甚至導緻創投資本進入該行業的積極性都相對較弱。從海外和我國台灣地區半導體産業發展經驗來看，該産業的發展往往離不開政府補助和産業基金的扶持。

　　再比如，生物制藥行業的創新藥研發需要前期的巨大資金投入，而在藥品獲批前的較長時間的臨床期卻無法為企業帶來利潤，這也導緻該行業往往需要當地政府給予相應的産業補助。

　　Wind數據顯示，更大規模的政府補助往往存在于特定行業之中。其中近三年來累計政府補助最高的三家公司為和艦芯片（已終止）、天合光能、中微公司，均為半導體及設備制造行業。

　　在一些科創闆公司中，較高的政府補助占比也折射出相應的行業特征。統計顯示，近三年累計政府補助占收入比最高超過5%的科創闆公司共20家，集中在智能制造、半導體、生物醫藥、電子通訊等新興領域。

　　統計顯示，上述政府補助占收入比超過5%的20家公司，在地區分布上也呈現出一定的特性。其中廣東省占據此類公司的數量最多，達到4家，上海、江蘇各有3家，安徽、四川各有2家。

　　我們認為，不同地區對所處特定行業的科創企業給予相應的政府補助，既是對相關産業補助政策的貫徹，亦是基于長線思維對當地科創孵化能力的助推和帶動，也是一些區域實現産業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

　　事實上，不少科創企業度過“投入-虧損期”并實現規模化發展後，最終能夠實現盈利并帶動相關産業發展，而政府對相關科創企業的早期補助，亦将被未來企業發展壯大後稅收貢獻所回報，對政府、企業、當地産業而言，這将是一種三赢狀态。

　　高效的上市“直補” 除了對企業生産經營層面的産業補助，不少地方政府還就上市本身為當地企業提供上市鼓勵、補貼等政策。

　　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廣東、安徽、山東、江蘇、雲南等不少于17個省市地區先後為科創闆制定了上市鼓勵政策。

　　例如廣東省廣州市早在2018年底就下發《加快推進創新企業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闆和香港交易所上市行動方案》，提出對科創闆和香港交易所的科技創新企業在申報相關科技計劃等項目時享受各項财稅支持政策，并提出力争2020年廣州全市科技創新企業在科創闆上市數量位居全國前列。

　　一些省市則給予成功上市企業以明确的現金獎勵。例如北京市兩級财政給予發行人的上市補貼最高達600萬；江蘇省對于科創闆上市企業一次性給予300萬元資助；安徽省對科創闆上市的民營企業給予200萬獎勵；山東省濟南市對科創闆上市企業的一次性補助則為600萬元。

　　相比之下，一些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現金獎勵則更加豐厚。例如雲南省提出推進企業上市倍增三年行動方案，對科創闆上市的企業給予1600萬元獎勵；陝西西安高新區則提出科創闆上市企業可分階段獲得最高1000萬元的獎勵。

　　我們認為，和科創企業較為集中北上廣深一線地區相比，中西部省份在産業集群、人才、資金、科技資源等要素上存在明顯短闆，是導緻其不得不在上市費用環節來強化補貼，以促進當地企業的上市發展。

　　對作為發行人的科創企業而言，從幾百萬到上千萬元的上市補貼，究其實質是對發行費用的對沖和覆蓋；從轉移支付的角度看，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在為當地企業上市發行“扛成本”。

　　在科創闆的上市補貼政策中，部分地方政府體現出了較高的執行力。據了解，日前某西部大省在當地某科創闆企業成功上市後，政策承諾給予發行人和保薦機構發放相關補助和獎勵款項已經到賬，這在上市補助款到賬可謂“神速”。

　　例如在2014年以來的新三闆擴容中，多個地方也曾對新三闆挂牌企業提供補貼，但據我們調研了解，在一些财政狀況欠佳的地級市，不乏存在一些财政補貼款至今還未下發的狀況。

　　我們認為，這一方面和當年新三闆企業挂牌規模超預期，一度超過1萬家，超出部分地區财政預期，導緻款項落實遲緩；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對科創闆的重視程度更高，因此也提高了補助落實效率。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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