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藝建院70年來,正式在編的女導演屈指可數,如今還在執導話劇的隻有唐烨一人。10歲時,她就參演了兒童片《四個小夥伴》,進入了中央電視台銀河少年藝術團。中學時,她擔任央視中學生欄目《我們這一代》的主持人,同時執導了第一部中學生自己創作演出的電視劇《養吊死鬼的孩子》,并憑借該劇獲得北京市中學生銀帆獎、北京市十佳中學生“希望之星”稱号。18歲時,她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班裡唯一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最小,但成績卻總是最好。多年來,她不僅在北京人藝的舞台上扮演過很多角色,而且作為配音藝術家,為《亂世佳人》中的斯嘉麗、《紅與黑》中的瑪蒂爾德、《唐頓莊園》中的瑪麗、《米老鼠和唐老鴨》中的米妮等衆多外國譯制片中的經典角色賦予了令人難忘的聲音。
然而,她最重要的身份,還是北京人藝國家一級導演。由她參與複排導演的《蔡文姬》剛剛結束了院慶版的演出,如今,她又幫助演而優則導的“新銳導演”龔麗君正在執導《晚安媽媽》。在人藝的排練場裡,經常聽到滿臉笑容的唐烨甜甜地叫着“濮哥哥”“帆姐姐”“立新哥哥”“小藝姐姐”“龔姐姐”……而大家也都親切的管她叫做“小烨子”。有時當着年輕人的面,她也會有點不好意思,笑道:“都是老烨子啦!”但在北京人藝這個大家庭裡,已經工作了三十年的她,依然覺着自己永遠是個小字輩兒,有好多前輩在身邊,有好多東西需要學習。
1992年進入人藝參演《茶館》告别版演出
問:朱旭老師曾經說過:“在北京人藝這個劇院,我永遠長不大。”感覺你這麼多年也沒什麼變化,但是算起來,你今年到人藝已經三十年了。
唐烨:是啊,我來人藝那年是1992年,正好是人藝建院40年,今年人藝建院70年了。前幾天劇院組織大家合影,他們讓我坐着,我說我可不敢,哪兒能輪到我坐着啊!但是确實在職的員工裡我算老的了,我都輪到坐着合影了。
記者:你是北京人藝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女導演,也在人藝演了不少戲。你當時到底是以演員身份還是導演身份進入人藝的呢?
唐烨:我是學導演的,當時進人藝時,劇院人事處一個老師找我談話,問我:“你知道什麼是邊幕嗎?你知道側幕條是哪根嗎?你知道有多少道幕嗎?要不你先去演員隊吧!”就這樣,我先進了演員隊。到人藝第一年,我就演了七個戲。《茶館》是頭一個,在裡面演了三個小角色,其中一個是老掌櫃的孫女小花,親身經曆了1992年那一場老藝術家們的《茶館》告别演出。我還演了《紅白喜事》《小井胡同》……在不同的戲裡演各種小孩兒。《軍用列車》那個戲裡一共七個孩子,我跟六個真小孩一起演,我當時心裡緊張死了。《鳥人》裡,我演一個攤煎餅的。排練時我還去大街上看别人怎麼把煎餅攤圓了。正式演出時,我力氣小,推不動煎餅車,于是每場演出時,王濤、孫星他們幾個就趁暗場的時候幫我把車推上台,我就在台上攤煎餅。
跟随各位名導合作受益良多
記者:在人藝的舞台上演戲的感覺應該也是很過瘾的,而且你演的很多角色也都得到了很大的認可,比如在《阮玲玉》中你扮演的小玉,被認為既演出了孩子的感覺,也演出了人物的思想。但你後來為什麼還是做導演了呢?
唐烨:說實話,我覺得自己的外形條件做演員是受限制的,而且自己學的也是導演。我在人藝真正開始涉足導演工作,是1997年跟着林兆華老師排《漁人》,後來還給任鳴老師和蘇民老師當過副導演,自己也獨立導過十幾部作品了。
記者:這些導演的風格大不相同,你跟着他們工作,有什麼感覺呢?
唐烨:我覺得首先要做好服務工作,而且無論是跟這些導演合作,還是和其他藝術家合作,都會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比如林兆華老師,我覺得他是一個抓大局的導演,而且特别善于挖掘演員好的東西。有人說他不給演員講戲,是因為聽不懂他真正在說什麼。其實他很會啟發别人。他看上去像是在跟你聊廢話,什麼“你這項鍊不錯,衣服挺好看的”,其實是他覺得你緊張了,所以讓你放松點。
我曾經跟他探讨過,該怎麼演6歲的孩子?他說:“你先甭管他幾歲,咱先演個孩子。孩子怎麼說話?你去抓他的特點,不用先從外表上入手。”他排《茶館》的時候,沒我的戲,我也會坐在他旁邊看,看他對待不同的演員,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是需要打壓型的,有些是需要啟發型的。所以現在我導戲,也知道要根據演員的特點,有些人本身就容易緊張,你再打壓他,他就說不出話來了,所以你要鼓勵他;而有些人,不給陽光都燦爛,你就需要适當“打擊”點兒他。
我還記得大導林兆華說過一句話,他說“導演就要多看書,什麼書不重要,雜一點”,因為不一定什麼時候就會遇到相關的東西。我排《故園》的時候,因為這個戲跟台灣會館有關系,所以就看了很多抗日時期的資料,我們那時排練場裡滿牆貼的都是相關資料。排《社區居委會》的時候也是,各個區報上來各種有意思的好人好事,或者抗疫中發生的真實事件,我們也在排練場貼了一牆。
任鳴院長屬于特别願意給大家空間的導演。他會給大家一個大的方向,讓演員盡量去發揮自己的能力,這是他的特點。蘇民老師在古詩詞方面的文化造詣特别深,而且他學過繪畫,所以對舞美的要求、對詩意的追求比較多。他老讓我們看《古文觀止》,我覺得好難讀,一篇我就得啃半天,因為有太多典故不知道,老得去查。還有《資治通鑒》,他讓演曹操的演員去看第多少頁到第多少頁;就連我們演宮女的演員,也給我們找出幾頁要去看。他說看完會對你們有幫助,讓你了解朝代,了解曆史。
記者:你跟蘇民老師合作次數最多,而且我看現在的《蔡文姬》節目單上,你的名字和蘇民老師的名字已經都寫在重排導演的位置上了。
唐烨:我跟蘇民老師合作是從2001年,當時他複排《蔡文姬》,院領導找到我,說蘇民老師歲數大了,讓我在演戲中的角色同時再兼職當副導演。之後,蘇民老師複排《李白》和《天之驕子》,也都讓我做他的副導演,我特高興。2007年,重排《蔡文姬》的時候,蘇民老師生病住院了,他特意給院裡寫了一封信,說:“這一次唐烨付出的努力比我多,算我倆聯合導演。”非要把我的名字跟他列在一起。
後來重排《天之驕子》時,剛建完組,蘇民老師又住院了。雖然他沒怎麼來劇院,但是我到醫院去看望他的時候,他把自己的筆記都給我準備好了,讓我拿去根據需要随意使用。而且他又跟劇院說:“這一次的排練我根本沒有來,都是唐烨完成的,所以我不能挂導演的頭銜,随便挂一個藝術指導或者不給我挂名都可以,因為我沒有付出勞動。”那些年我導演的戲,蘇民老師都會去看,每一次看完還會打電話告訴我,哪裡特别好,哪裡還不夠到位。蘇民老師這種對待藝術極其嚴謹,對待晚輩無私奉獻和扶持呵護的精神,都讓我永生難忘。
堅守人藝傳統傳承人藝精神
記者:北京人藝今年建院70周年了,你認為人藝的傳統是什麼?
唐烨:人藝的傳統我覺得一是像蘇民老師那樣的嚴謹,他是我們劇院藝委會的成員,每次有新戲劇本,他都會仔細看,看後會特别認真地提意見。老先生們身上的文化底蘊也是我們自愧不如的,但從什麼時候開始學都不晚。
濮哥就是一個特别好的例子。他50歲開始練書法。我們去年一起去大涼山演出《洋麻将》,約着每天早上8點到樓下吃早飯,見面的時候他特别得意,說:“我今天的大字都交了!”我們說您到大涼山來還寫大字啊?他說:“我帶着作業來的。”他自己給自己留的書法作業。所以我們再忙,能有濮哥忙嗎?但人家都能這麼堅持。另外在人藝這個平台上,會讓你看東西的角度和眼光不太一樣。人藝還有一種責任擔當或者社會擔當,比如在劇目題材選擇上,重大事件人藝基本從不缺席。
記者:你在北京人藝工作了三十年,現在是劇院的中流砥柱,還是人藝藝委會委員,你怎麼看待人藝精神的傳承呢?
唐烨:我覺得無論是“一棵菜精神”或者“戲比天大”,其實平時可能并沒有想那麼多,就是事情來了,我們就去做。2020年院慶時,劇院搞了一台晚會,演出很多經典劇目片段。第一個找我來的是龔麗君姐姐,她說:“這次給我搭檔了一個新的周萍,你一定得幫我看看!”她都演了那麼多年繁漪了,還這麼認真敬業。第二個找我的是藍天野老師,他給我發了特别長的一條消息,說:“我這次自不量力,又要演董祀了,《蔡文姬》第三幕你一定來幫我。”然後還有濮哥。《李白》這個戲,濮哥演了30多年了。但每次複排,他都會說:“唐妹妹給我看看,我這個地方想這麼試試,好不好?”我們就一起探讨,如果覺得改得不好,就調回來;如果覺得好,就保留。
他們都演了那麼多年戲,還在精益求精,但年輕演員沒人主動找我,都是我去主動找他們。因為我覺得老先生們就是這麼做的,我們都是照着他們學,希望能讓後來的同事們感受到這才是真正的人藝。包括體驗生活,我們也一直在堅持,我覺得特别受益。即使排劇院外的戲,我也依然會這樣做,帶着劇組的人一起去采風,去體驗生活。還有我們的經典劇目傳承,這是我們劇院的一個特點。比如《蔡文姬》會保留唯美大氣的話劇民族化樣式,但在節奏上會有一些微調。《洋麻将》可能也跟當年主創的解讀不一樣了,會有我們自己的當代理解。
記者:現在北京人藝每天演出開場前播放的觀衆提示,也是你錄制的吧?
唐烨:對,這幾年出現疫情,我還主動建議又錄制了一版提醒大家注意疫情防控的觀衆提示。今年《蔡文姬》院慶版演出,我自己還去印了很多紀念款口罩送給大家。這麼多年了,劇院就是我們的家,什麼事情不能都等着劇院安排,我們也都應該去為劇院想着。
唐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國家一級導演,北京人藝藝術委員委員。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北京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家協會會員,北京電視家協會會員。
曾獲話劇“金獅優秀導演獎”,入選北京市四個一批人才,榮獲北京市高創人才領軍人物稱号、北京市三八紅旗金質獎章。執導劇目獲話劇“金獅獎最佳原創劇目獎”、奧林匹克戲劇節優勝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北京市文化局小劇場優秀劇目獎等。為上千部中外電影、電視劇配音,主播的《孔繁森》《樓上樓下》等多部廣播劇多次獲五個一工程獎。
(原标題:對談∣唐烨:人藝工作30年,還被叫做“小烨子”)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 記者 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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