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是萬物盛開的季節，是人們精力最充沛的季節，對于超現實主義鼻祖、法國詩人蘭波而言，150年前的那個五月還有着更為特殊的意義——那是他決意改變創作方向，努力成為“通靈人”的時候。在1871年寫給老師伊桑巴爾的信中，蘭波首次使用了“通靈人”（voyant）這一措辭：

　　“現在，我盡一切可能荒淫無恥。為什麼？我要成為詩人，且我努力使自己成為通靈人：您完全不會理解，而我幾乎不知如何向您解釋。這涉及通過打亂所有感官抵達不可知……”

　　蘭波所言的通靈人，指的是詩人通過“打亂所有感官”從而抵達“不可知”狀态。他還解釋道，這就要求詩人必須找到一種語言，讓“靈魂通達靈魂，概述一切，芳香、聲音、色彩，思想與思想相互勾連，并引出思想。”那年夏天，蘭波開始将他的通靈人理論付諸實踐，他開創了一種求索于潛意識和幻想力量的自由詩風，《元音》和《醉舟》正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而在接下來的《地獄一季》和《彩圖集》中，蘭波更是打破了詩歌的傳統形式，以散文詩描繪了種種詭谲難解的畫面，展現了他以通靈人之身“檢視不可見之物，谛聽不可聞之聲”的結果。

　　蘭波為什麼會突然轉向“通靈人”？他渴望通過詩歌求索什麼？法國當代詩人、評論家伊夫·博納富瓦在《蘭波評傳》一書中為我們闡述了蘭波動蕩的一生及其精神發展的軌迹，這本書已于日前推出中譯本。不同于其他評論家，博納富瓦在分析蘭波的詩學時有意避開了象征主義-超現實主義的闡釋傳統，在他看來，蘭波詩學的出發點實際上源于一種現實主義。童年時期的孤獨和愛的匮乏或許早就為“通靈人”的出現埋下了伏筆，母親的嚴酷和冷漠迫使蘭波滑入“殘忍的懷疑主義”的深淵，離開了生活的國度。蘭波的矛盾在于，他既要夢想，又要生發出清醒的批評意識。他渴望改造社會現實，用“新的愛情”來重塑人與人的關系、重建詞語與世界的聯系。

　　值得一提的是，《蘭波評傳》初版于1961年，正好處于博納富瓦詩歌創作的轉型期，可以說，他對蘭波生涯的回顧，也是對自己先前求索的一次小結。博納富瓦曾将自己的很大成就歸功于蘭波，如他所言，蘭波的詩歌是“永無止境的戰役，是存在與本質、形式與非形式激烈搏鬥的劇場”，鮮有作家像蘭波一樣熱忱地認識自我、定義自我，想要改變自身成為另一個人。

　　《乞丐的童年》（節選）

　　文 | [法]伊夫·博納富瓦 譯 | 杜卿

　　01 他太早成為大人，又當小孩子當了太久

　　1854年，蘭波出生在夏爾維勒的一個地主家庭，他的母親帶着豐厚的嫁妝嫁給了一位職業軍人。他的童年在母親的不同住所（在主幹道或“林蔭道”上）和兩所學校（他遲遲入學的羅薩私立學校和位于荒涼的聖墓廣場的公立中學）裡度過。不過，即便在這些街道和班級裡，他也顯得出奇地孤僻——比他大一歲的哥哥弗雷德裡克也是如此。他的同學德拉艾在《親朋回憶》（Souvenirs familiers）中寫道：“通常，玩耍的時候，學生們總在笑喊；他們卻隻是交換隻言片語，在玩樂時喜歡保持沉默。”人們常說，這兩兄弟遵從異常嚴格的道德束縛。他們的母親經常帶着他們和他們的兩個姐妹去往集市，他們排成一列，仿佛昭告着他們的不群與孤獨。路易·皮爾甘（皮爾甘與德拉艾一樣是蘭波的好友）寫到，首先“迎來的是手牽着手的兩個小女孩，維塔莉與伊莎貝爾；走在第二列的是兩個男孩，依舊手牽着手；蘭波夫人走在隊末，保持着合乎規矩的距離”。這小小的軍隊在杜卡爾大廣場的圓形鋪路石上，在雞蛋籃子和蔬菜籮筐間颠簸前行，行人訝異地望着極端嚴謹又或許極端瘋狂的他們。

　　蘭波夫人似乎有心在她的孩子身上擴大這種孤獨感。她早早便離開了丈夫。更準确地說，他們隻在蘭波上尉的兩次長期駐紮間隙短暫地住在一起。小女兒伊莎貝爾寫到——但這或許是她的編造——蘭波上尉既活躍又膽大，時而慵懶，時而暴躁。也許他本可以為他的兒子打開一些精神的出口，但他無法忍受妻子惡劣的本性，很快便習慣脫離她的生活，從1860年最後一個孩子出生開始，他大概已與她停止來往。

　　蘭波身邊，有長兄弗雷德裡克，他又懶又傻，幫不了什麼忙；還有兩個奴顔婢膝的妹妹，維塔莉和伊莎貝爾。沒有什麼可以緩和他與母親之間不停歇的對峙，其中充滿外露或内斂的暴力，他因而被封禁在母親的怨恨和焦慮中。

　　我們不由想起蘭波的詩句：“父母啊，是你們鑄成了我的不幸，也鑄成了你們自己的不幸！”蘭波夫人固執、貪婪、傲慢、乏味、深藏恨意。她是純粹能量的化身，被帶着盲目色彩的信仰驅使，為虛無與死亡着迷——如果我們相信她在1900年的一些非同尋常的書信裡所說的話。

　　隻因她心中的深深惶恐，她才變得如此非人。她所遵循的，并非社會習俗（她的兒子身披女性一樣的長發，成為夏爾維勒的笑柄，對此她不為所動；她異常寬容地接受了魏爾倫），而是她附加于自身、控制住自己神經官能症的絕對律令。

　　破裂的婚姻也留下了傷口。“夫人在草原上立得過于挺直”，在《回憶》（Mémoire）一詩中，蘭波帶着洞察力與某種愛意如此寫道。我們可輕易想象出一位倔強卻或許陷入愛河的女性，她在關系破裂後重拾讓她遠離丈夫的驕傲。“惋惜純潔的芳草那厚實而年輕的手臂”，她的兒子補上了一句。他引入了水做成的台布這一意象，“無澤、無源、灰暗”，而他自己，“停泊的小舟”，則始終靜止。

　　她無比依戀孩子們。後期的散文詩中，蘭波也為此懷念兒童的體膚。“啊，童年，綠草地，甘霖，岩石上的碧水藍湖，鐘樓敲響12點出現的月光！”很快，蘭波夫人便厭惡起孩子長成了“小大人”，男性的世界與精神将再一次從她手中偷走她的所有。她試着中止他人生必經的成熟過程。至少，她想要壓制他獨立與自由的欲望。結果，自視為孤兒的他産生了深深的矛盾情感，對母親愛恨交織。因為不再被愛，蘭波暗暗推斷出自己有罪；但出于自身的無辜，他又激烈地推翻這一判斷。“河岸邊的兒童撲滅厄運……”然而，被母親否認是男人，也激勵他在她面前成為男人，準備愛她，準備取代父親的角色，很快，他便因母親無休止的冷漠而沮喪，但又重新準備好迎接新的拒絕。他太早成為大人，又當小孩子當了太久。

　　他像極了他母親，他将擁有同樣的固執、天真（或許），總之，有一種鄉下人的實證精神，再往後，他也将擁有同樣的貪婪與傲慢。是否正因如此，他才在母親面前始終擺出消極、喪氣、接受現狀、靜止不動的模樣，卻暗中滋養濃烈的憎恨？不過，縱然他被打敗了，他的意識仍是自由的。蘭波永遠都清醒着。我想到了他那首精妙的詩作《七歲的詩人》（Les Poètes de sept ans）。我們可将之視作他童年的真實圖景，并在當中看到他精神裡蠢蠢欲動的否定力量。

　　七歲的蘭波是什麼樣子？他的人生裡，危機接踵而來；可以肯定，在伊莎貝爾出生後父母分開之時，第一場危機已經光顧了小小年紀的他。他的外祖父尼古拉·居伊夫剛剛去世。蘭波夫人放棄了主幹道上的漂亮公寓，在工人住宅裡找了間更簡陋的臨時住所。她的管教變本加厲，讓子女同四周窮人鄰居家的孩子們保持距離。夫人保有對丈夫和這個世界的怨恨。她一直用雙绉衣物與黑色長裙釋放出的陰郁氣場來與之抗衡。他，阿蒂爾·蘭波，剛剛度過童年的第一個階段，丈量着自己的孤獨。但從他每晚望着回家的工人身上，從他們的疲憊與貧苦中，他得出想法，要改變這迫使他孤單一人的殘酷社會。從最開始，他的詩歌便是反叛的，因為它們是失落的愛情，是對“新的愛情”的欲念。

　　02 “我們沒有真正活在人世，真正的生活缺席”

　　每當蘭波追尋愛情時，他總會預感到失敗。“最後，當你饑渴，便有人将你驅逐”，這是一場夢的尾聲，收錄在《彩圖集》中的《童年》。它似乎證實了他遭受過的暴力，證實了不曾忘卻的失落——我相信，蘭波夫人讓她的兒子經受的正是這些。她用愛的匮乏将他趕出了生活的國度。這指的是有着信賴的世界，在那兒，人們不畏随時可能出現的磨難，敢于相信事物與存在并不必然充滿惡意或虛幻。最初的謊言具有怎樣不可修複的破壞力啊！“這很好，她有着蔚藍的眼神——它撒謊！”這就是蘭波夫人，她對兒子百般注意，在他周圍布滿警戒，無微不至地照料他，乃至過了頭。然而，孩子們中最清醒的這一位不可能察覺不到，這些意料之中的舉動不過是無情的義務。它們像極了愛，是的，因為她給予關照、憂心和體貼，這些都是愛的符号。不過，這符号在撒謊，是純粹的形式，空洞無物。在蘭波眼裡，一個完整、有着實質關系的世界，一個用揮霍的愛所創造的世界，被這個從義務裡誕生、失去靈魂的機制取代了。

　　伊桑巴爾，蘭波的修辭學老師，曾在一份關鍵的記錄中談道：“每次母子間新的沖突都會讓他的詩作裡充滿粗俗的意象。”蘭波自己把母親稱為“黑暗的大口”（la bouche d’ombre）。愛的匮乏在他身上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晦暗的感官和對存在的瑕疵的執念——因此，我把這種匮乏視為蘭波童年遭受的一場真正的形而上謀殺。這謀殺迫使他抱持着“殘忍的懷疑主義”，變得好鬥、不安。它剝奪了蘭波生命中的信賴，而這信賴本是創造與發明的要素。事實上，為了理解蘭波，我們得回到柏拉圖的教導，回憶起愛的形而上學：愛是超越感性、暫緩流亡、參與“真正的生活”的能動，至少，它有着心理的真實，反映出我們的實存（existence）在存在（être）中的印刻。愛的剝奪使得蘭波無法與存在者（ce qui est）保持可能的共通。他看到真實與意識一道分裂出一種危險的二元對立。

　　緊要的是，首先，在童年的初期，存在一種對另一個世界的感知，那是更明澈、更自由、在日常的天空之外的世界，某種意義上，這樣的感知如此纾解人心，如此“詩意”。《彩圖集》中有着千萬個童年之夢的遺迹。“在窗玻璃依舊潺潺流動的大房子裡”（這已非現實，意識已然漂泊，晦暗已然消失，敵意的天空開始放晴），我們明白蘭波便是其中一個“服喪的孩子”，他們正看着“美妙的圖像”。這些孩子創造了别處。當他們看到或以為看到“一輛小車被廢棄在矮樹林裡，或沿着小路奔跑滑落，披着飾帶”，抑或“大路上，森林邊，一群裝扮好的小演員”；當盛大的馬戲團——“仙境中的遊行。真的：馬車上裝滿金色叢林裡的珍禽、旗杆和五彩的帆布，由馬戲團的二十匹花斑馬拉着疾馳，孩子與大人們騎在最驚人的牲畜上”——在城市裡短暫地歇息；當他們在雜志上看到“笑着的西班牙女人和意大利女人”，他們就無比暢快，還想要逃離自己生活的地方。不幸的是，他們不明白，先要改變的正是他們的所在之處。

　　“我們沒有真正活在人世。”蘭波寫道，“真正的生活缺席。”事實上，他很快便進入了一種更深層的對立之中。此地，這陰郁的道德視域，與遵循自然的生活全然相反，而自然有着天真、自由的本質，接受着普遍之愛的光輝。《太陽與肉身》（Soleil et chair）裡寫到，男人與女人從原初的明澈性中墜落了。他們忘記了“維納斯的永恒誕生”……蘭波與自然之物的聯系完好無損：與花草，與黎明，與高高的海面上方的烏雲。他那著名的“渴”或許不過是一種轉換，将另一種無法止息的更隐秘的焦渴，轉化成對他尚能接觸到的物質資源的渴望。

　　但此刻，我仍想在身為小孩的蘭波、在他本該成為的自信男人身上稍作停留——我想談一談這些想法因太早地降臨到他身上而對他造成的傷害。是啊，或許，人們注定有這樣的想法：人類的場合滿是謊言，社會在堕落，我們的存在被窒息。是的，或許，如今我們都必須把我們的歇斯底裡與永恒的維納斯相對立。但這是大人的事務，而年輕的蘭波慷慨地承擔了我們所有的厄運，他在依舊稚嫩的意識中過早确立了對厄運的感知，這隻會加深他的自我厭惡，隻會讓他遠離這個世界的美麗——而他已确認了其中的價值——因為在先厭惡自己之後，人已沒法真正去愛。摧毀他的，還有他清醒的神志。通過旅行，他試圖到達神奇的國度；通過“理智地擾亂所有的感官”，他試圖在肉體中喚醒最天然的自發性。但他始終帶着《恥辱》（Honte）中描述的自我厭惡，以及靈肉之間無解的矛盾。

　　“我把自己武裝起來，反對正義。我逃走了。女巫，災難，仇恨，啊，我的珍寶财富都交付給你們了！我終于把人類的全部希望在我腦子裡徹底破滅。我像野獸一樣躍起，把一切歡喜統統勒死。”1873年，蘭波試圖驅走他的惡魔，但最終失敗了。因為他最深也最緻命的矛盾，是一種強力與一種軟弱之間的矛盾。他是不知疲憊的行者，不曾歇息的創造者，在非洲，他将成為最狂熱的工作者，他攜帶的能量全被釋放——仿佛聖人，抑或“不屈的苦役犯”——因為他無法追求一般人追求的目的。

　　19世紀末，也曾爆發過一次愛的普遍危機。“我們在我們古怪的心靈裡摧毀了生命之愛，”維利耶·德·利爾-阿達姆寫道，“我們變成了自己的魂魄，這已是現實！此後，對生活的接受，不過是對我們自身的亵渎。”馬拉美的想法亦與此接近，對時代的宿命的妥協将誕生出一整代文學——但是蘭波，他啊，卻試圖重新創造愛情，試圖盜火，将自己置于我所稱的英雄的因果性之中……是的，面對曆史命運的挑釁，我們總有兩種回答：要麼屈服——心理學與社會學分析關乎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也因此更适合被用來解釋這種消極性；要麼反抗，力争實現被命運扼殺的可能性——在因果分析敗下陣來的那個瞬間，詩歌起航了。因為，在這個被天生的必然性支配、走向盡頭的封閉世界，對不可能的嘗試至少是存在被喚醒的情感，是死亡的敞亮直觀。

　　真的詩歌是重新出發，它在死亡毗鄰處誕生、再現。我們稱為“詩的使命”的，不過是一種反抗的意願。大多數時候，庸俗存在的沉悶睡眠讓鬥争成空，這通向死亡的睡眠啊。

　　本文書摘節選自《蘭波評傳：履風的通靈人與盜火者》一書第一章，較原文有删減，小标題為編者自拟，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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