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投壺圖》

　　投壺是古代士大夫宴飲時做的一種投擲遊戲。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宴請賓客時的禮儀之一就是請客人射箭。那時，成年男子不會射箭被視為恥辱，主人請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辭的。後來，有的客人确實不會射箭，就用箭投酒壺代替。久之，投壺就代替了射箭。《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該項活動到戰國時得到相當發展，這與此時儒俠對立、文武分途有關。當時，文者傾向于内心修養，而不習武事，專注于衣冠、禮儀、飲食之間。投壺這種從容安息、養志遊神、講究禮節的活動，正适合其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發展，民間以投壺為樂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禮記投壺》說：“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進行時，與射禮相似，也有揖讓進退等繁瑣禮節。

　　最早的投壺方法，是以短矢投向盛酒的壺中，後來投壺所用器具壺和矢都做了改進，制成了專門用于這項活動的壺和矢。投壺時，賓主離壺五至九尺外，用規定數目的帶皮無镞的箭輪流投射。按“算”和“馬”計數，中多者勝，罰輸者飲酒。投壺有繁瑣的禮儀程序。由“司射”主持儀式，擊鼓奏樂，賓主按“狸首”節拍，履行規定程式後分别投射，既行賓主之禮又相與娛樂。算是投壺時計數的器具，箭杆狀物，長為周尺的一尺二寸，插于盛器中。二人分賓主投壺用八“算”，人多時照加。賓投中一箭，司射從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右邊；主人投中一箭，司射從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左邊。戰國時投壺用以盛算器具叫“中”，形似伏獸。大夫投壺用“兕中”，木刻的伏卧之野牛；士則用“鹿中”，木刻的伏鹿。“中”的背上刻八個圓孔，“算”插于孔中。馬：投壺時計數的器具，木制。投壺時投中一箭立一馬；一方投中三箭的立三馬；一方投中兩箭的立二馬；雙方投中箭數相同的不分勝負。

　　關于投壺的方法，《禮記》的《投壺》及《少儀》篇中有詳細的記載。投壺前由主人拿着投壺用的“矢”，邀請客人投壺，表示尊重。矢一般用柘木制成，一頭削尖如刺，故又名“棘”。矢的長度以“扶”為單位。一扶是4寸，扶分三種：五扶、七扶、九扶。矢的選用是根據遊戲時的光線強弱、場地大小等條件決定的。一次比賽隻準投4根矢。

　　投壺遊戲中使用的壺

　　投壺活動在漢魏時期仍是王公大臣的娛樂活動。《西京雜記》載：“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之躍而出也。郭舍人則遊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骁，言如博之堅枭，于輩中之骁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辄賜金昂。”舍人，官名，當時王公貴官左右親近的人，這些人為迎合主人的愛好，精心研究投壺之法。漢以前，投壺主要要求中的，為了使矢不跳出，故實以小豆。而郭舍人則改木矢（棘）為竹矢，使之有彈性，竹矢入壺則反彈出來，然後接之又投，“一矢百餘反”恐有誇張，但反複多次是有可能的。反複不斷地投，需要有靈敏、速度以及高度的準确性。從“每為武帝投壺，辄賜金帛”來看，能“骁”者并不多見。

　　漢代儒學得到大發展，投壺為儒士所好，成了儒術之一。《後漢書祭遵傳》說：“（祭）遵為将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三國志魏書鐘會傳附王弼》注：“（王弼）性和理，樂遊宴，能音律，善投壺。”《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傅傳》引《魏略》：“（邯鄲）淳作《投壺》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王弼、邯鄲淳皆當時著名之文士，其好投壺并作投壺賦，可見對投壺頗有研究。

　　投壺遊戲

　　漢之投壺承襲了先秦之俗，仍是王公大臣宴會上必不可少的娛樂内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遵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請商，投壺時彈棋、博弈并複行。”現存南陽漢畫館的一幅投壺石刻畫，形象刻畫了當時酒宴投壺的情況。畫面中間立一壺，壺内插着已投進去的兩根矢，壺左側置有酒樽，樽上置勺一把，供人舀酒用。有兩人分别跽坐于壺左右，每人一手懷抱三矢，另一手執一根矢，面向壺準備投擲。畫面右邊有一人跪坐，兩手拱抱，似旁觀者，又像侍仆。左邊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會主人。當時投的壺非常講究。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厥（其）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镂。”可見，此種壺是專為遊戲而精制的。

　　晉代以後，對壺進行重大改革，在壺上加了左右兩耳，投壺名目更加繁多，娛樂性也大大增加。那時，投壺者已不限于貴族，平民中也有人投壺，且技藝愈見精巧和多樣化。

　　《太平禦覽》卷七五三《工藝部》引《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南史柳恽傳》記載：“齊竟陵王當宿晏，明早将朝見，恽投壺枭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複使為之，賜絹二十匹。”柳恽通宵達旦投壺，朝見晚了，齊武帝不僅不斥責，反而“複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可見當時統治者對此戲的愛好。

　　又《顔氏家訓雜藝》曰：“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骁。汝南周瑰，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餘骁。賀又當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郅以來，亦見廣甯、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骁者。”

　　當時不僅有男子投壺，亦有女子做此戲，上已述石崇之妓善投壺就是一例。梁無名氏作《華山畿》雲：“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自魏晉始，人們注意投壺活動的調心及娛樂性。如魏邯鄲淳《投壺賦》曰：“調心術于混冥，适容體于便安。”“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晉傅玄《投壺賦序》曰：“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這說明，古之講究禮儀的投壺之戲到魏晉逐漸成為愉悅身心，矯正怠情的遊戲了。

　　《投壺新格》的産生

　　宋元時期，投壺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馬光對投壺有悖于古禮而娛樂化的趨勢頗為不滿。他根據封建禮節對投壺做了全面的總結，竭力使其達到教育目的。他說：“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還對投壺的名稱和計分規則，以“禮”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馬光的意見，使投壺染上了政治色彩。

　　司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壺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甯五年（1072）。在投壺方式上，司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壺者）、“連中”（第二箭連中）、“貫耳”（投入壺耳者） 、“散箭”（第一箭不入壺，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壺”（箭箭都中者）、“有終”（未箭入壺者）、“骁箭”（投入壺中之箭反躍出來，接着又投入中者）等。

　　投壺這項活動，東漢以前禮教意味甚濃，魏晉南北朝開始向技藝多樣化發展，增強了娛樂性。隋唐亦如此。《投壺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壺多樣化的内容。司馬光“更新定格，增損舊圖”，對投法加以限制，實際阻礙了這項活動向技藝多樣化、複雜化發展，某種程度也影響了它的娛樂性。但這種“改進”對鞏固當時統治政權是有好處的，所以，《投壺新格》在明清兩代不斷被士大夫重刊。

　　投壺的衰落

　　入明之後，投壺并未拘泥舊法，而是随着社會發展日益繁盛，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壺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壺奏矢》稱，當時的投法有140種之多。到了清朝，投壺日趨衰落。不過，到清朝末年宮中也還在流傳。現在，北京中山公園内還有一個十字形亭子，叫“投壺亭”。公園還保存了六隻古代銅質投壺，這大約都是清代皇帝的遺物。

　　投壺幾經演變，流傳了兩千多年，一度極為興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熱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為它是一項“古禮”，士大夫們認為是一種雅緻的娛樂，符合他們的生活方式，樂于接受。其次，這種娛樂本身可以修身養性，并有健身的意義。

　　投壺雖然從最初的禮儀演變成娛樂遊戲，但它始終伴随着一整套繁瑣的禮節，沒有完全割斷同“禮儀”的聯系。這樣，就使投壺的流傳範圍變得狹窄，隻限于士大夫階層。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現代體育的傳入，投壺退出了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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