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等，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尤溪），求學期間寓居于延平、建州、建陽、崇安一帶（今福建南平到武夷山建溪一帶）。

朱熹19歲之時就進士及第，早期與二程的“遊于釋老、出于六藝”一樣，留心于佛教、道家等典籍。24歲之時（1153年），受學于楊時的再傳弟子延平李侗，因此得以學習程頤、程颢“洛學”的正統，此後多次受教于李侗，奠定了其後集理學之大成的基礎。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已經是名滿天下的理學名家。

在野的朱熹一生都在忙于著書立說講學之事，門人子弟遍布大江南北，直到今天各地方仍有朱熹講學的場所遺存，如湖南的嶽麓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

兩宋三百餘年間，黨争一直就沒有消停過。靖康覆國，宋室南渡，同時宣告了徽宗年間蔡京朋黨集團“紹述”政治的結束，“崇甯黨禁”與“元祐學術”之禁也随之取消；建炎年間，随着對王安石變法集團的批判與聲讨，出于政治需求，趙構公開表示“最愛元祐”。受此政治導向影響，朝堂之上新的一輪黨争也随之開始。

如果說北宋年間的朋黨之争是學術之争，那麼南宋的黨争則是朋黨之争與道學之争的混合體。

宋代是我國古代經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曆史時期，在燦若星辰的宋儒努力之下，完成了由“漢學”向“宋學”的轉變。即由章句之學轉變為義理之學。

但近千年來，許多人隻是簡單的将宋學理解為理學。這是不确切的！朱程理學在宋時僅僅是宋學的一個流派而已，直到南宋年間才發展成為顯學。後又長期占據經學的主導地位，因此人們誤以為理學便是宋學。其實，宋學流派衆多，絕非隻有理學一家所能涵蓋。

中國學術思想強調門戶之見，道統之說。所有流派無不以正宗自居！一家之說為谠言正論，其它流派自然被視為旁門左道、歪理邪說了。

二程以為自己“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将以斯道而覺斯民”。隻有自己的學說才能扛起儒學發展史的第三面大旗，這種“一道德”禁锢思想的行為影響後世至深。

政治制度的專制可以通過革命手段破除，而破除文化專制則需要付出更多的艱辛與努力才可以！

我國深厚的一言堂傳統，與朱程理學成為顯學有着因果關系的。朱程理學不求具體、不求分析、不求實證，缺乏理論科學實驗的思維與傳統，理學的興盛，使得本來領先于世界的中國哲學思想從此步入了沒落與停滞。思想的停滞，進而導緻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停滞，從兩宋之後，華夏文明逐漸落伍于世界。

後世更多的人理解理學，則是斷章取義的批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等朱程理論了。如此理解理學，完全是對朱程理學的一種誤讀。其實朱熹的學術思想是有進步性的——朱熹以為，看一個社會的“利病”，首先要看人民的“休戚”，也就是人民的喜樂憂慮；而看人民的喜樂憂慮，就必須要看地方官員的“賢”與否了；看官員的“賢”與否，就要看監司，即上級監察部門的“綱”。

所謂“綱”，就是政府設立的規矩與制度，在彼時，它們來自代表天意志天子的“本”。而“本”的産生，必須要遵循“理”，而不是“欲”。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自上而下都是無窮無盡的“欲”，那麼哪裡還會有什麼“理”存在？

朱熹提出的“天理”，是他的“治國平天下”之道！

是發韌于中世紀專制曆史時期，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一種樸素“民主”、“民生”、“民本”思想！

理學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重義理，二是講倫常。在理學家眼中看來，理是本體，是産生天地萬物的根據或本原。朱熹曾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亦無人無物。”

“天理”與“人欲”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同爐。朱熹反複論證的“理”不僅适用于天地萬物，而且可以用于人事。此舉，無疑會為彼時的封建統治秩序提供理論依據。後世一些禦用文痞竭力鼓吹“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

經過這些别有用心者的發揮，三綱五常逐漸成為封建制度的支柱理論。此後數百年間，三綱五常對廣大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理學在強化封建禮教，維護宗法等方面，起了消極甚至反動的作用。從這一層面來看，朱程理學贻禍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