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她在美國大學裡閱讀開美國社會風氣的《金賽性學報告》的同時,在中國有人正因為所謂的“淫穢行為”而丢掉性命 1979年夏天,國務院研究室工作人員李銀河,稀裡糊塗地參加了一個新鮮的講習班——美國匹茲堡大學的霍爾茲納教授和聶尼瓦薩教授來北京講授社會學。 “能參加那個班我也覺得奇怪,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挑選的人。”李銀河記得當時參加講習班的有20多人,大都二三十歲年紀,來自全國各地跟研究社會狀況相關的單位。“同學裡還有葉小文,現在的國家宗教局局長。” 講習班設一家賓館裡。兩個多月間,兩位教授親自講授社會統計學、社會學概論、社會學方法等等,都是國外的社會學本科學生必修的基本課程。 一接觸這個學科,學曆史的李銀河仿佛發現了新大陸,内心十分欣喜。在此之前,她對社會學幾乎毫無了解,“那時候國内連費孝通的書都沒有一本,《江村經濟》啊、《生育制度》啊,都在‘文革’中被批判了。” “當時選擇學社會學也沒什麼别的想法,就是關心中國社會的發展,感到國家經過一場浩劫,很多東西都需要有人重新去梳理。”她說。 多年後,這個夏季講習班被稱做中國社會學的“黃埔一期”,許多社會學者都出自于此。“現在我們所(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裡很多人都是那時的同學。”李銀河說。 而她本人,在參加完講習班後又赴美留學,如今已是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學者之一。這個溫和、敦厚、安靜的女人,常常在媒體上高呼很多人想說又不敢說的性觀念、性權利,在每年“兩會”上提出“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等相關提案,在每一次講座、采訪中堅定地說:“就好像共産主義理想一樣,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沒有正常的性和不正常的性之分,所有的性都是自願的、快樂的。” 因為美國人的一次講座,因為出國留學,李銀河改變了研究方向和人生軌迹。在她的觀察下,中國人30年的性情之變異常急劇。“速度之快讓人難以想象,最主要的表現應該是離婚率上升比較快,婚前性行為比例增加,婚外性行為比例增加。” 盡管每次言論都引起軒然大波,她已學會毫不在意。“其實從這類話題的被關注程度,已經可以看出這個社會在逐漸變得開放和寬容。” “我可能知道什麼是太監” 當時她還是個女孩子,在大庭廣衆之下承認自己知道什麼是太監、閹人,受了很大的刺激 出生于1952年的北京,李銀河經曆了混亂時期裡所有的運動和變化。 在内蒙河套地區的鹽堿地墾荒屯田,又去山西農村插隊,22歲,她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去山西大學,被分到曆史系,在課後則自學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知識。 王小波曾在文章《另一種文化》裡記述過這個時期的一段轶事: “大學三年級時,有一天,一位村裡來的女同學在班裡大聲說道!說完了這話,還作顧盼自雄之狀。 班上别的同學都跟着說,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說,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監就是閹人嘛。人家又說?她就說不出口,鬧了個大紅臉。當時她還是個女孩子,在大庭廣衆之下承認自己知道什麼是太監、閹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陣子灰溜溜的,不敢見人也不敢說話。” 1977年大學畢業後,李銀河被分配到《光明日報》史學組做編輯。就在她去的第二年,《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引發了全國範圍内的真理标準大讨論。 1978年下半年,李銀河又被調到國務院研究室,做些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之類的工作。26歲的她與同事林春合寫了一篇《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後來被全國各大報轉載。這篇文章被譽為“打破了不允許談論民主的禁區”。 “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社會問題” 鑒于當時國内的情況,如果想在社會學學科上繼續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國 美國教授的講習班讓李銀河對社會學興趣濃烈。她設計了平生的第一份問卷,跑到單位附近的機關和街道散發,探讨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看法,比如如何看待京劇。每個問題都是一個陳述句,然後是多重選擇,比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 李銀河曾在文章《我的心路曆程》中回憶這段往事:“還記得那時的人們傻得可愛,有的人不會在多重選擇中選‘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裡,卻在每個問題旁認真地批道:‘這種觀點太極端了’,‘這種提法是錯誤的’。我拿着收回來的問卷,為他們對問卷調查的無知和認真勁感歎不已。” 當時國内的社會學研究幾乎為零。此前受蘇聯取消社會學的影響,有人認為“社會學是資産階級的學說,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社會問題”,主張以曆史唯物主義代替社會學,以緻社會學學科在1953年被完全取消。 直到改革開放後,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于1979年提出要恢複社會學,并請社會學家費孝通幫助重建。當年的講習班正是在費孝通邀請和組織下開設的。 鑒于當時國内的情況,李銀河知道如果想在社會學學科上繼續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國。于是她聯系了匹茲堡大學的教授,并在當年的入學申請中寫道:“我想了解一般人對通常事物的看法是怎樣的。” “因為動亂中的社會非常怪異,人們的思維和邏輯都是混亂的,整個社會就像一個大瘋人院。‘文革’期間廣西還發生過吃人事件,正常的理智無處可尋。”李銀河至今記得當時申請出國時的想法。 1982年,李銀河赴匹茲堡大學就讀,那時她正好30歲。 拿到了幹這一行的許可證 在國外同性戀專題的著作汗牛充棟,在大學的圖書館裡能占幾個書架,但當時在中國幾乎連一本社會學專著都沒有 出國之後李銀河才發現,原來在美國,搞社會學的好多人都被認為是傾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學者左右不讨好”。 更多的感觸來源于兩個社會的巨大差别。“有文化層面的差異,也有先進和落後的分别。” 留學期間,給李銀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部關于美國色情刊物創辦者的傳記電影,片中主人公時而受追捧、時而被暗殺的曲折經曆,反映出美國社會對色情刊物的觀念轉變曆程。 “這個人最後因為涉嫌對女性實行暴力而被女權主義者送上法庭,但法庭判他勝訴,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規定,人人都有言論自由。”李銀河說,“這個電影給我觸動很大,因為同樣的道理在中國怎麼都講不通。” 李銀河後來翻閱宗卷時發現,當她在學校閱讀開美國社會風氣的《金賽性學報告》的同時,在中國有人正因為所謂的“淫穢行為”而丢掉性命。她的研究裡曾摘錄這樣的案例: 被告人周X,男,59歲,日用化工廠車間看守員。1986年6月至1987年8月間,利用其看守某車間的便利條件,為何XX等四位婦女賣淫提供場所,并看門放哨。介紹嫖客達17人,從中非法牟利60元。檢察院以容留婦女賣淫罪起訴,法院以同罪對被告人周X判處死刑。 上世紀80年代,有4對中年知識分子定期換偶,其中一位服刑人供述:“我心想,這頂多就是不道德,還不至于蹲監獄。終于……我們經常在一起聚會的八個中年男女都犯了不可饒恕的流氓罪,有五個人被判了刑,那個助理工程師被槍斃了,他的老婆被判了死緩,我因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兩個社會在性觀念上的差異讓李銀河大為震動,而專業研究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距。 “比如在國外同性戀專題的著作汗牛充棟,在大學的圖書館裡能占幾個書架,但當時在中國幾乎連一本社會學專著都沒有。” 她同時觀察到,“對待同性戀的态度方面,曆史上中國反而比西方更開明。同性戀在古代歐洲是受到宗教壓迫的,甚至會被判死刑,而中國曆史上并沒有迫害同性戀的事情。這一點也是我在出國後有了比較才逐步認識到的。” 由于興趣和國内的研究空白,李銀河在讀書期間就逐漸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家庭、性。1988年博士畢業的時候,她的畢業論文題目即是:《當代中國城市的婚姻與家庭》。 “對我而言,出國最主要的是給了我幹這一行的許可證,就像是拿到了門票一樣。”李銀河這樣說。 給黑暗王國打開天窗 很多同性戀者就是因為看了李銀河的書,才開始正确對待自己的性取向問題,他們私下裡把李銀河稱作“媽媽” 1988年,李銀河站在選擇的關口,回國還是留在國外?她再三掂量,選擇了前者。“我是要做社會學研究的,而我對美國社會不感興趣。” 那一年恰好費孝通要在北京大學社會學所設立博士後站,于是李銀河做了費孝通的弟子,成為全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後站的第一位博士後。 此時的她已經36歲。她憋足勁一口氣搞了十項經驗研究,兩年内全部完成——擇偶标準,青春期戀愛,浪漫愛情,獨身,婚前性行為規範,婚姻支付,自願不育,婚外戀,離婚,同性戀。 “這些論文都是基本情況描述。比如在青春期戀愛調查裡,究竟有這種情況的是成績好的學生多還是差的學生多,都是什麼階層的人,大家對這個現象是什麼看法。”李銀河介紹道,“我記得那時初中生承認戀愛的比高中生多,這讓我有點驚訝。” “當時承認有婚外戀情形的有6.4%,有婚前性行為的有15%。”李銀河說,這是1989年的數據。在近20年的時間内,這十個方面幾乎都出現了驚人的變化。“前幾年有強制婚前檢查時廣州計生系統做的調查顯示,廣州婚前性行為達86%。當然這主要是年輕人,如果把中老年人也放入調查樣本,大概會有30%—40%。” 此後,李銀河與王小波用同樣的方法開始做男同性戀的研究。當時同性戀者很少有願意浮出水面的,所以他們隻找到很小的樣本,做一些感情生活、社會交往等方面的基本描述。當時北京出版社已向他們預約書稿,看到實際稿件後卻告知他們“太敏感,沒法出”,最後這本書在1991年于香港出版,題為《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 “出版之後我們就不斷接到電話和來信,有的求助,有的痛斥。”李銀河說,那時也因此找到了更多同性戀者,将研究的樣本增加到120人。1998年此書再版,内容增加近一倍。 1998年,李銀河又出版學術專著《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同性戀亞文化》、《虐戀亞文化》。很多同性戀者就是因為看了李銀河的書,才開始正确對待自己的性取向問題,他們私下裡把李銀河稱作“媽媽”,說她是給這個黑暗王國打開天窗的人。 性革命正在靜悄悄地發生 現在的人都相對晚婚,再像封建社會那樣婚前保持童貞是不現實的 “不是我的研究推動社會變化,實際上人們的行為發生在前,隻是由我來加以描述,為他們辯護而已。”李銀河說。 她記得80年代末曾跟北京市婦聯做一個北京婚姻質量調查,那個時候不敢多問性的問題,隻問了一個:“你認為女性有沒有權利主動提出性要求”,結果她還接到被調查對象的來信,質問“這樣的問題怎麼也能提出來”。 而這些年來關于各種性行為、性觀念的争議如此正常而頻繁,網絡上更是顯示出前所未有的讨論空間。“中國正在發生的靜悄悄的性革命,它不像西方那樣上街遊行容易識别,但人們的行為、觀念大變革的确發生了。”李銀河說。 在同性戀問題上,改革開放後第一篇關于同性戀的學術文章見于1981年的《大衆醫學》,還是以介紹《紅樓夢》中同性戀現象為内容;90年代中期,北京出現了同性戀酒吧;而2004年前後,就已有同性戀者在電視媒體出鏡了。 “我聽說最近廣州成立了一個同性戀親屬組織,同性戀者的家人借以互相聯絡、互相幫助。這類組織在國外多極了,但以前在國内簡直不能想象,因為中國同性戀者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家人無法坦然接受。”李銀河說。 在她看來,這些變化的出現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中國社會内部的發展,工業化、現代化帶來了精神層面的變化,“比如現在的人都相對晚婚,再像封建社會那樣婚前保持童貞是不現實的”。 另一個則是外部因素帶來的影響。李銀河舉例說,比如匈牙利如今有80%—90%都是單身人群,多為同居或者“分開居住”的固定伴侶關系,真正結婚的很少。“你了解到這樣的情形必然會受到影響。” 李銀河認為,如今國内外在婚姻、家庭、性觀念方面的差異,“已經不是階段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了”。比如中國人因為傳統觀念的關系,絕大多數人都還是要結婚的,與匈牙利的情形相比,不能說誰更先進誰更落後,隻是文化差異而已。 “我們現在最欠缺的是法律層面的完善,有許多過時法律和語焉不詳的條款有待解決。”李銀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社會正在慢慢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