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中生意欲告别處男說起 性愛解惑頻道

　　“我要感謝你，在發生這種行為之前，想到了給我打個電話”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國中學生報》編輯吳若梅接了一個冗長的電話，是一個高一男生打來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吳若梅宣告，馬上！

　　“行啊。”吳若梅不動聲色地回答，“可是，為什麼呢？”

　　“我周圍的同學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說。“行啊。”吳若梅還是那種緩慢的語調，“那你和誰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氣壯。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發生這種關系，那就得有個長遠打算吧？你愛她嗎？打算和她結婚嗎？”

　　“我們倆長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為什麼？”

　　“我根本不喜歡她。但是我們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個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歡我。”

　　“那這事兒你和她商量過嗎？”

　　“沒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強烈要求，她一定會同意。她特别喜歡我。”

　　“可是你想過沒有，如果你将來的妻子，在結婚前和别人發生過性關系，那你……”

　　“那絕對不行！”沒等吳若梅說完，男生斬釘截鐵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來肯定要和這個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來碰到一個和你有一樣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嗎？”

　　“嗯……那也是……”男生猶豫了半天，又執着地說：“那你看這樣行不行，我家有錢，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當然可以。”吳若梅心裡咯噔了一下，但聲音還是很平靜：“可是找小姐，你要考慮到安全問題。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不出問題呀……如果這些我們都不考慮，還有法律問題呢？”

　　她慢悠悠地說：“你現在閉上眼睛，試着想像一下那個場景，警察進來了，把你抓住了，他會問你問題，比如？你的身份證呢？你還是個學生吧，哪個學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賭，不出4個問題，就能把你問哭，你信嗎……”

　　來來回回40多分鐘，那個男生最後歎了口氣說：“吳老師，你說服我了，我不做了。”

　　聽到這句話後，吳若梅終于松了口氣，說：“我很感謝你。”

　　“謝什麼？”男孩兒大惑不解。

　　“我要感謝你，在發生這種行為之前，想到了給我打個電話。而不是草草地就進行了。感謝你這麼信任我。”

　　話雖這麼說，吳若梅心裡依然很沉重。當編輯之餘，她從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電台《今夜私語時・青春版》擔任了8年嘉賓主持，對她來說“這樣的事太多了”。家裡、辦公室裡，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講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談論性問題的。“講女生懷孕的事兒，每星期至少會有一封。”據吳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體檢中，某區就檢查出了3位已經懷孕兩三個月的女中學生。

　　在大家還在讨論性教育“應不應該進行”和“如何進行”時，青春期的孩子們早已開始了行動。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書，将人們的視線引向這個令人吃驚的領域。這本書名為《藏在書包裡的玫瑰―――校園性問題訪談實錄》(以下簡稱《玫瑰》)，作者通過對13位在中學階段發生過性行為的學生進行調查式的訪談，得出的結論讓人瞠目―――

　　在這13位中學階段發生性行為的學生中；1／3來自重點中學甚至是名聲顯赫的學校；他們初次發生性行為時100％不用安全套；他們有過性行為的事實，父母與教師100％不知道；他們對學校與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滿意。

　　作者之一張引墨在後記中引用李銀河的一句話作為這個結論的解釋：“由于我的樣本很少，所有沒有任何統計意義，也不能做任何統計推論……其中所有的材料隻具有‘存在着這樣一種事實’的意義……”

　　但《玫瑰》中所叙述的“事實”，仍然引起了強烈關注。發行半年來，該書重印6次，銷售量達16萬冊以上。許多家長看完這本書後，覺得“不敢相信”、“毛骨悚然”；而初衷是面對老師和家長的書，中學生卻成了主流讀者群，他們覺得這本書“很好”，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科學”和“人性化”的知識；更多性學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也站出來對“這個事實”發表觀點，因為在13個“事實”背後，是青春期成長過程中更多不可忽視的“事實”。

　　“對于這些孩子來講，接受這個訪問，都帶有一點自我總結的性質”

　　看過這本書的人，都會敬佩這兩位編采。

　　不僅因為他們有勇氣公開出版這個敏感而隐晦的題材的書，更因為他們能夠找到這麼多人，說服他們接受訪問，并願意向公衆講述他們對這一經曆的思考和感受。

　　對張引墨來講，事實遠不如人們想像得那樣複雜。

　　“我幾乎是被動的。”她笑着說。當她把作這個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後，她更多的隻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她碰到的多是這樣的情景―――一位受訪者打電話來。

　　張引墨，能換個時間嗎？

　　受訪者！就今天。也許明天我就不想講了。

　　于是，張引墨常常在結束白天的工作後，疲憊地趕到約定地點―――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麥當勞，要兩杯飲料，就着薯條和烤雞翅，開始談論這個被大多數人認為難于啟齒的話題。

　　隻要談話一開始，張引墨的疲憊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時候，是受訪對象一個人侃侃而談，她很快便由一名訪問者變成了一個傾聽者。

　　促成張引墨寫這本書的原因，是在她作為《中外少年》雜志8年編輯的過程中，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學生，在尚未具備處理性行為應具有的知識和心理能力時，就開始了嘗試。對于後果，他們更是知之甚少。

　　張引墨講述的一件事讓《玫瑰》的另一個作者孫雲曉念念不忘。

　　那是《中外少年》的一個中學生記者和他的同學一起出去玩，到了晚上休息的時候，學生們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進了房間。“根本沒有刻意地安排，而是孩子們覺得誰該和誰一起住，就和誰一起住。”這個小記者當時正上高中二年級。

　　另外一件事則帶點悲劇色彩，因為在高考前一個月，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醫院堕胎。更慘的是，堕胎之後的一個星期，這個女孩子還堅持參加了體育課的1000米達标測驗。也正因為此，在以後的體檢中，她的腹部永遠留下了一塊陰影。這個女孩子後來考上了一所醫科大學，每當上婦科學這門課時，她都後悔不已，并且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喪失了當媽媽的能力。

　　孫雲曉是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從這兩個故事裡感受到了一種“變遷的暗流”。

　　“我感到非常驚訝。現在的青春期孩子，早已從青春期的情感萌動，向勇敢嘗試性行為轉變。這意味着中國正在邁進一場靜悄悄的青春期性革命，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導，西方上世紀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也許就會在中國上演。”

　　他們所擔心的，并不是這種行為本身，而是中學生們在進行這種嘗試時，根本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的意義和後果是什麼。

　　對于成人世界來說，十幾歲就發生性行為的孩子，如果不是“家教不好”，就是“道德敗壞”，但在青春期孩子的世界裡，卻往往帶有“無法選擇”或“不願選擇”的性質。

　　“這肯定得發生啊！怎麼能不發生呢？”一個女孩子說：“以前我倆商量過，這件事要等我倆一起兩年後再發生，覺得當時太小……可是好多事都是控制不住的，我覺得十七八歲的男孩都挺容易沖動的，而且又有這樣的機會，這件事發生是必然的。”

　　另一個女孩兒坦率地說：“我不能說是太自願，心裡有一點好奇，可也不想拒絕。”

　　她認為自己在發生這件事之前，是一個“很單純的人”，她保持着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隻有嫁給一個人，才會和他發生這種關系。她對整個過程幾乎一無所知，發生了，“非常吃驚”。

　　一個男孩兒說：“一個人青春期時他什麼都不會多想，是很單純的，心裡想什麼就做什麼。”他就是在“頭腦發熱”的狀态下“做”的，而且“根本沒想過後果會是什麼”。

　　更多的人，則是好奇地想試試，帶着一種“成長的願望”，還夾雜着“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

　　“不發生”對他們來講，在産生“沖動”的那一刻，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理解嗎？”張引墨問道：“我非常能夠理解他們。他們覺得他們在愛，他們希望有個方式表達。現在打開電視，登錄任何一個網站，甚至走在馬路上，全世界能夠看到的表達愛的方式就是這樣。”

　　吳若梅并不認為在青春期情感問題上，不同的時代有什麼不同：

　　“想想我們年輕的時候，暗暗地喜歡一個異性，心裡發癢，睡不着覺，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那個人，我甚至還在胡同裡來來回回走了幾個小時，就是為了制造一次‘邂逅’。除了發生性行為這件事以外，我肯定，所有的感覺都是相同的。如果那時的中國和現在一樣，誰也不能保證自己在十幾歲的時候不發生這件事。”

　　“他們隻是想找個人，好好說一下這個成長中經曆的最重要的問題。父母當然是不可能的。”張引墨說：“對于這些孩子來講，接受這個訪問，都帶有一點自我總結的性質。”

　　“不和父母說，這是我生活的基礎，是我的信仰，比宗教還厲害的信仰”

　　從本性上講，這些同樣經曆過青春期的人并不想阻止“青春性”的現實。但從過來人的經曆講，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讓現在的青年人盡可能地“推遲”發生性行為的年齡。

　　在《玫瑰》中，和13位中學生口述記錄占相同比例的，是專家的分析、建議和大量的性科學知識，從兩性生理結構的不同，成長中各個階段的特征，到如何保護生殖器官、欲望的産生、避孕知識及堕胎可能産生的危害。

　　“生理衛生課？我覺得那是遠遠不夠的。”孫雲曉說：“現在的生理衛生或青春期教育課，最多可以告訴他們的，是一個受精卵是如何形成的。然後呢？他們一無所知。形成受精卵的性交過程是什麼樣的？一次做愛受孕的幾率有多少？安全期是哪幾天？哪些傳染病是通過性途徑傳播的？懷孕怎麼辦？征兆有哪些？流産的方式和危害是什麼……

　　這些其實都是孩子們想知道、應該知道的。了解自己的身體、自己發育過程中的變化，對于青春期的孩子來說，是最重要的‘知情權’。但我們不講。

　　“家長和老師通常都是鴕鳥心态，以為不把這件事說得那麼清楚明白，孩子們就不會發生。但我們的訪問恰恰證明了，即使你們不告訴他們，他們也會從别的渠道了解，而且很可能全是錯誤的信息；即使他們并不清楚，他們好奇，也會嘗試，想通過這種方法搞清楚。結果很可能就是，錯誤或不完整的信息，導緻了生理上的傷害，進而影響心理成長。”

　　接受訪問的大多數孩子都承認，他們的“第一次”是在一種毫無準備、暈頭漲腦、迷迷糊糊的情形下發生的，他們根本沒有想“是不是安全”，而且百分之百“都不成功”。

　　一個高一發生首次性行為的男生，形容整個過程很“粗糙”：“比如說，應該有個很好的環境吧。房間裡不能太熱，自己也不能太餓，最好能洗個澡……反正我在心裡是特别狼狽的，完全沒有掌控能力……而且我們的動作也毫無美感可言。我總覺得當時特費勁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去做，該去問誰，該怎麼辦……我越有顧慮，心理壓力就越大，這其實是種心理折磨……”

　　另一個在高三時首次發生性行為的女生，雖然此前從理論角度了解了做愛的過程，但她當時仍然“不明白”性是什麼東西：“我們是為了接吻而接吻，為做愛而做愛，為了證明什麼所以要發生一件事情。因為我喜歡你，我必須要和你好……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它将會給我的生活帶來什麼……那時候對感情沒什麼控制力，更别提诠釋了。”

　　這差不多是他們第一次對人承認這種感覺。他們的困惑，在同伴那裡，幾乎尋求不到答案；而老師和父母，則根本不被列入讨論對象的名單。

　　“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比較敏感，他們會帶有一種‘所屬态度’去看：‘你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你不能輕易讓人碰’。”這是一個受訪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她的一個朋友曾對她說：“不和父母說，這是我生活的基礎，是我的信仰，比宗教還厲害的信仰。”

　　至于學校裡的教育，有人描述成這樣：

　　“反正學校裡該有的課都有，但同學們都把這當成一個笑話……我們性成熟的過程太畸形，比應試教育還慘。應試教育起碼整日有人跟你唠叨不停，還有考卷可做，而這事連資料都不好意思找，找着了也不知有什麼用。如果不能特公開，那就要有自我教育的可能和空間。但現在世面上的東西，不是特假正經就是特下流。”

　　然而無論是“特假正經”的還是“特下流”的，都被青春期的孩子們一股腦兒吸收了，來不及辨别哪些是正确的，也無從辨别。

　　可是仍然有人對此表示疑惑，青春期性行為就能夠避免或推遲嗎？那難道不是給他們提供了方法，甚至模仿的樣本嗎？

　　吳若梅肯定地說：“态度決定一切。當孩子們了解到，這是需要從科學而理性的角度看待的問題時，他的反應會不一樣。我們能在孩子用不着英語用不着數學時，就教他們那些知識，為什麼不能提前教授性科學知識呢？”

　　張引墨則完全站在孩子一邊：“我想，我們無法約束他們發生或不發生。首先，那是他們自己的權利。其次，即使我們想要約束，也隻是幻想。但至少要讓他們知道，什麼樣的性行為是安全的，既不能傷害自己，也不能傷害他人。”

　　“都在譴責孩子，早戀，去網吧，發生性行為，可誰去站在他們的角度想過？”

　　問題似乎遠遠不是發生性行為本身那麼簡單。

　　讓人印象頗深的，是受訪的13個孩子中，在描述擁抱或接吻的感受時，很多使用了“溫暖”這個詞。

　　一位女孩子這樣說：“我覺得撫摸有一種溫柔的力量，能讓人安靜下來。我不記得小時候父母是否給過我很多親吻和擁抱，就記得小時候去一個阿姨家玩兒，晚上和她的小女兒一起睡覺，阿姨給我們關燈之前吻了我和她女兒的額頭一下。我當時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溫暖，因為我媽媽從沒有那麼溫柔地吻過我的額頭。”

　　對于他們來說，接受一個異性作為“朋友”，慢慢開始戀愛，再發展到産生“性”，除了青春的沖動以外，還有一種渴望―――渴望有人陪伴，渴望感受到另外一個人的關愛，渴望在枯燥的學習之餘，還能擁有一點屬于這個年紀的浪漫、新鮮和心靈的自由。

　　讓張引墨印象很深的，是一個男生的話。她問一個男生，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排解，比如去跑步，或做運動，為什麼一定要選擇發生性行為呢？

　　那個男生回答說，隻要你非常喜歡跑步，而且跑完了心理感到非常滿足都可以。這個男孩子喜歡下象棋，可他沒有時間，除了坐在書桌前學習外，他不能有任何選擇。“就一個普通人來說，他應該有自己真正喜歡的事，不然就會産生壓抑的感覺。考大學是一條簡單的路，不能使人産生興趣。”

　　“在北京這個大都市裡，孩子們都住在一個一個的單元裡，孤單單的。”一位高三時發生性行為的女孩兒，在接受訪問時說：“如果突然有一天，一個男孩或一個女孩進入到你的生活裡來，就會覺得這個男孩或女孩對你，要比你的父母對你好得多。”

　　這種孤單的感覺，張引墨認為成人是根本無法了解的、上學、上課，課間和午休的時間很短，激烈的競争使同學間也很難産生真正的友情。然後是放學回家，家長在不在都一樣，因為他們要寫作業，家長也盡量不去打擾他們，就是有交談，内容也全部是學習和考試。深夜，睡覺，睡醒了，又開始同樣的一天。

　　“一個女孩子跟我說，真正的孤獨就開始了。她的父母都屬于白領階層，收入很高但工作很忙，常常很晚才回家。她在家裡連個可以說話的人都沒有，至多是看看電視，接幾個電話，通常連電話也沒有。這種孤單就這麼持續着，直到第二天她再去上學……”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淚了：“都在譴責孩子，早戀，去網吧，發生性行為，可誰去站在他們的角度想過？”

　　他們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是盲目的，有時則帶有功利色彩。女孩兒通常以為，通過發生性行為，可以将男友永遠地拴在身邊；男孩兒則希望以此将感情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當然，還包括一點“成人”的儀式和可以炫耀的資本。

　　如果時間能夠倒流，讓生活再來一次，這13位受訪者中的大多數，都不會選擇在中學階段發生性行為。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感到後悔，或者發現自己做錯了，而是他們漸漸發現，那并不是“愛”，至少，不是愛情的全部。他們輕率地将“性”誤解為“愛”，将“愛”縮減為“性”。

　　孫雲曉一直呼籲在青春期學生中舉辦集體舞會，稱其為“陽光下的性教育”。

　　“在那種場合裡，男生女生可以拉手，可以有适當的身體接觸，同時又交換舞伴，不将注意力固定在一個異性身上。”他描述得自己都有些神往：“一個充滿陽光的、整潔的環境，悠揚的旋律，大家都面帶笑容，男生彬彬有禮，女生優雅溫柔，着裝優美而莊重，任何一個人處于這種環境，都會自然地養成一種高貴而文明的氣質。”

　　“這世上到底什麼叫‘愛’？這世上到底還有沒有‘愛’？

　　“我們更想知道的是？人生是什麼？”這是一位小讀者寄給張引墨的信中的話。

　　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每一封都講述了自己的情感故事，以及在成長過程中的困惑。如果說，《玫瑰》一書披露的中學生性問題已經讓不少讀者大驚失色的話，那麼張引墨收到的這些信裡講述的故事，足夠讓不了解青春期世界的人驚恐萬分。

　　寄自福建沙田的一封信：

　　在我生活的這個地方有不少比您書上所談的内容要嚴重得多。例如，從初一開始，已有一半的男女生做過那件事了，有的懷孕跑去堕胎，完了之後，每所學校及一些人便會知道；就在前不久，我校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生下了一個男孩……

　　寄自四川的一封信：

　　我們學校很多男生，包括大部分女生已有過這種經驗，并且從各種雜志(包括黃色雜志)、影碟(包括黃色影碟)及部分大人(不包括父母、親戚)那裡知道、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像和我玩得特好的那個W，他初一有的性經驗，到現在高一，就交了14個女朋友，發生過關系的就有6個(不包括接吻、愛撫)，而且第一次100％不用安全套，以後發生關系，均由女方去買安全套，他從未買過一次。除了女朋友外，他還有“炮友”，即不是男女關系，而是雙方都有“性”方面的需求的朋友……

　　一個北京的女生寫信講述她好朋友的故事：

　　她才和那男生見過一次面就說自己已經愛上了他。說得還很癡情呢！認識的第一個星期就做了那事！後來沒多久就懷孕了，檢查出已經5個月了！後來隻好打胎，胎盤是透明的，那男生拿着胎盤嬉皮笑臉地說了一句：“拿這個回家泡酒喝不錯嘛！”……

　　寫信的女生最後問道：“這世上到底什麼叫‘愛’？這世上到底還有沒有‘愛’？每個人都把戀愛當做是一場遊戲。男生這樣，女生也這樣。真是可怕！……我很怕去愛一個人，也怕被别人愛上，總是和身邊所有的人保持一段距離……我不敢想我自己！失戀的故事聽多了，我現在把人看得太透了，我不想以後會怎樣……”

　　想想到她面對這種情形的驚恐和無助，卻對最美好的感情産生了難以修複的懷疑和恐懼。這本身已經很可怕了。

　　“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究竟什麼是真正的性教育？”孫雲曉說：“那肯定不隻是性知識的教育，它應該還包括性道德、性美學、性法律、如何與異性交往、如何維護友情等等，當然，更應該包括如何處理異性之間的感情，如何去愛一個人，如何成長為一個人。”

　　“最後的決定，是個對自己和他人都負責任的決定”

　　在大多數家長的印象中，青春期性行為最重大的後果莫過于“懷孕”。但其實對孩子來講，這雖然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但遠不如“讓家長和學校知道”更大。

　　就在前不久，吳若梅接到一對青春期戀人的求助電話――女孩子懷孕了，而且已經有10周了。這兩個高三的孩子，都是“被老師看好的學生”，他們遲遲沒有去做手術，就是因為不想讓家長知道，周圍的同學也一直在幫他們四處籌錢。他們向吳若梅打聽哪裡會比較便宜。據他們所知，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錢，這對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來說，不是個小數目。

　　“兩個人相愛，到發生性關系，在一個信息如此開放和青少年生理早熟的社會裡，我們不能去指責他們。但是安全呢？他們沒想過。去便宜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正規的醫院―――做手術，會不會有術後感染或其他問題？他們也沒想過。但對于孩子的一生來說，這才是他們最應認識到的‘責任’。”

　　但是，對于那些盲目地、不是因為愛情而發生性關系的人來說，喪失了對自己“責任感”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傷害。

　　在張引墨收到的來信中，一封女孩子的信讓人不寒而栗：

　　“……後來跟一個認識才四天、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好後悔。我怎麼就這麼賤啊，就這麼簡單、輕易地把女孩子最寶貴的東西給出去了，我就像潘金蓮一樣是個蕩婦……後來，我懷過一次孕，因為太小了，不敢去醫院，隻能買藥吃，吃了之後有人告訴我，如果感染了，大出血，還會死人，天啊，我當時手腳都軟了……當時是10月份，天挺冷的，肚子痛得那麼兇，臉色又蒼白，所以害怕學校和家裡發現，每天就背着書包裝着去上學，然後一個人跑到公園亭子裡坐着，四面都吹着冷風，就蜷縮在角落裡。現在想起來，自作孽！太慘了……我今年滿17歲，我不知道全國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我這樣的經曆代表我是個壞孩子，還是代表成長的必然經曆……”

　　而一封寄自浙江溫州的信說：

　　“現在，我遇到困難了，你也許就是我的那絲希望，如果可以，請幫助我，盡管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十分确定我患上了所謂的‘性病’了，可是，作為一名高二生，19歲(事實上虛歲才17)……跟家裡人傾訴是絕對不可以的，不僅是害怕，更受不了媽媽的那種失望傷心的眼神……”

　　這是一種近乎絕望的情緒。這種在盲目地發生性行為後的悔恨、無助和無望，在孩子中是普遍的心态。

　　《玫瑰》中的一個女孩子也産生了類似的想法：“我覺得，以後為了賺錢，去做＇雞＇什麼的，也無所謂了……”

　　事隔幾年，她順利地升入一所重點大學，并重新開始一段真正的戀情後，才漸漸走出這個陰影，并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的關鍵和實質是，有沒有一個對自己負責任的态度。應該把這件事想明白，再去做。如果你完全沉浸其中，把其他都抛在腦後，傷害自然會跟随其後。”

　　她用了5年青春，終于“想明白”了這個道理，但更多的孩子，正處于沒“想明白”便要行動的邊緣。

　　對當今社會的孩子們來講，單純的性知識普及，雖然仍很必要，但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高中生，給他提供一些有益的書，他自己就能看明白。”吳若梅開玩笑地說：“如果能在高考試卷裡加上這部分内容，就會更容易一些。”

　　但教育孩子如何去理解“愛”，如何成長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如何在做錯事後，能勇敢地面對并正确認識自己，這些遠遠不是靠考試、做題或者布置大量家庭作業就能夠完成的，不是靠考上重點大學就能實現的。

　　“很多家長和老師都認為，性行為離我的孩子還很遠，不必那麼擔心。其實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引導他們學會處理成長中遇到的問題，學會處理自己的各種情緒，學會從不同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草率地作任何決定，這才是最關鍵的。”

　　在吳若梅的工作經驗中，這種引導是建立在平等、友善和誠懇的氛圍中的，永遠不能對孩子說：“不行，你不能那樣做，那是錯的。”她更傾向于坐下來和他們讨論，和他們通通信，打打電話，聽他們講述自己的苦惱和願望，再共同設想解決問題的各種辦法和可能帶來的後果。“每個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針對他個人的，因為他和别人不一樣。”

　　她提起那個向她宣告要發生性行為的男生的電話：“如果我直接說不行，也許連一分鐘也談不下去。但是，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是理解他的，我站在他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最後這個結論是我們共同得出的。在他這個年紀和人生階段，這樣做所産生的後果，他無法承擔。我想，他能夠從我們的交談中感受到，最後的決定，是個對自己和他人都負責任的決定。”

　　《玫瑰》中的一個受訪者，在結束中學生活3年後，對那段經曆做了這樣的描述，學會愛是項很強大的生活本領。我用血和淚換取了“愛”的經驗，得到了與異性相處的“真谛”，連滾帶爬地長大，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别讓我再過一次青春期，我已經幸運地、還算健康地從中逃出來了。

　　一個聽完我采訪的故事的學者沉默良久，感歎說：“現代教育有兩個高于一切的目标，一個是培養合格公民；另一個是培養心智和情感健全的人――在社會、學校和家長的滔滔功利壓迫下，這兩個教育目标都是最失敗的！”

　　誰來承擔這個責任？讓孩子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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