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地位正呈現出暧昧交錯的形态:一方面是職場女“白骨精”的大量出現；另一方面，是多數女性主體意識的日益弱化和喪失

　　趙曉

　　有一次和一洋女友聊天，她對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羨慕不已:男女同工同酬；掌握家中經濟大權；享受着男人的寵愛和關懷；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有絕對的發言權。這一切，在事事講究男女平等、崇尚自己為自己負責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國，婚姻已經成了許多女性改變命運的最主要途徑，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貴”的内涵在當今社會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婚姻很多時候成為通過批發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個漂亮包裝而已，許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長期性的賣淫”。

　　新世紀中國的兩性關系，在經曆了恩格斯所謂的“人類曆史上最早的階級對立”的漫長階段和“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短暫自豪之後，正呈現出“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并存的複雜面貌。

　　平等的表象

　　在父權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為性契約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兒育女，婚姻隻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的性制度。

　　還好，曆史總是向前的，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批愛國學子和民族精英緻力于對民族有毒文化的批判，他們強調婚姻應該自由，包括離婚和結婚都應該自由，經過努力，他們的一部分理想實現了。登報離婚、自由戀愛成為風靡一時的新事物。

　　到了1949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經被婚姻自由所取代，小老百姓是比較充分地享受到了婚姻自由的好處的。但還是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在那個年代，平民不能犯的錯誤之一，就是生活作風問題。

　　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以階級鬥争為綱，全國上下狠鬥私字一閃念，鬥得妻離子散，鬥得妻兒要和丈夫劃清界線，鬥得婚姻家庭搖搖欲墜。這時的婚姻很多沒有愛情的基礎，要麼是一種生存的簡單聯合，要麼是一種政治的相互利用。比如下鄉的知青屈從于當地的當權者，返城後為了生存又勉強組成家庭，這些跟感情沒多大關系，都隻是為了生計。所以這一批人的婚姻到了80年代中後期紛紛解體，就不足為怪了。

　　一些老右派平反後，過去的妻子想找他複婚，孩子也來套近乎，他堅決不理睬，說:不外乎看到我的補發工資嘛。政治運動對親情的泯滅和異化，由此可見一斑。

　　樣闆戲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對女性性征一次相當徹底、相當殘酷的否定。《龍江頌》裡的江水英，《海港》裡的方海珍，都隻是站在革命群衆前面指揮方向的領導者，從無绯聞，也不知是否結婚。而波浪般的卷發，那是國民黨女特務的專利。

　　此一時期的女性，開始享有“半邊天”的光榮，有了勞動和獲得同等報酬的權利，有了婦聯的保護，有了國家分配的政治上的固定代表權，有了“要武”的豪情。

　　女性權利的此次躍升，更多的是當時政治文化環境總體改善的副産品，是意識形态上的政治正确，而不是女性能力上升的一個必然結果。婦女解放很重要的一塊——思想，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放。

　　愛情的條件

　　如果說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婚姻被政治操控，八九十年代的婚姻則更多地受金錢左右。上至各地諸侯，下至小老百姓，開口下海閉口經商和賺錢。此時的婚姻也就很數字化了，存款多少往往是決定愛情指數最重要的因素。“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是這一年代的經典流行語，長盛不衰至今。

　　而在婚姻的攀附性方面，中國已經發展到了病态的程度，多金的所謂“鑽石王老五”，被畸形的婚姻市場嬌縱得不可一世。男人對女人的要求也開始水漲船高，希望她們掙錢自立；希望她們不要與自己争飯碗，起碼不能比自己強；希望她們是母親是姐妹是情人是老婆是保姆是心理醫生；希望她們身上有三個按鈕:貴婦鍵，仆婦鍵，蕩婦健，可根據需要一一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