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同性戀”；在報刊上兩度乃至三度讀到的這樣的說法，引我想起斷袖分桃那樣的被引以為醜或引以為美的故事，也想到了傳統上以男性為顧主的男妓，以及泰國的“人妖”等等，于是想提出：第一，性與戀誠然相關而且部分地相覆蓋，畢竟不全是一回事；第二，需要創造一個術語：“同性性”，以期和“同性戀”相區别。這裡面牽扯到的是人、人道和人性的問題。

　　“食色性也”；僅就其本身而論，這二者其實可以成為人生的無奈。而食色之為性，又互不相同。為了解決實際上也包括衣、住、行等等在内的“食”的問題，人們勞動以取給于自然。個人勞動之不足，乃有平等的交換，是商品經濟的原始，直至物資有了極大的豐富，以至于連向來以匮乏資源而著稱的中國如今也形成了買方市場；與此同時，也有平等的借與貸和不平等的乞讨和施舍作為補充和權宜。“嗟來之食”固然傷人自尊，但乞讨者固執于生命而施舍者出自仁心，人性并未遭到過分的踐踏而泯滅、而得以印證和豐富。

　　“色”不同。它的現代提法是“性”。“性”之不同于“食”，在于獲取之道。“我勞動，所以我得食”，這一條雖說是一切正直勞動者的安身立命之道，卻偏偏不适用于“性”：按照當代社會大體上通行的行為規範，“性”是不能靠勞動生産來提供的，也不可以通過交換而求滿足。它無論借或貸，不可能乞讨也無從施舍——讀者諸君，你可曾聽說或見識過有誰或借或貸、或乞讨或施舍“性”的麼！

　　98年夏筆者在莫幹山讀的一本德國小說中倒真見到這樣的情節，但以為不屬于常情，至少是不為社會所正式認可。幸而，給人體裝置了性本能的自然，也給人安排了相應的機制，套古話來說，那就是“兩情相悅”——從尚在動物時期時的彼此嗅嗅以判斷是否氣味相投，到（譬如說)萬千詩、詞、曲和散文中所描繪的萬種風情千般绮旎，在這個“永恒的主題”下記載和訴說着多少真事和故事。 據我個人的印象，這些真事和故事有許多都以不幸為結局；人類遠未進入自由的王國，應是原因，而文學之為“苦悶的象征”則或可作為這印象的旁證。但這些癡男怨女未必是人世的最不幸者；單方的好逑或雙方互戀而不成，生離死别，自是人生恨事，但既是因本性使然而受苦，那就至少應?順應着保持着本性。而這世界上還有一等人卻不得不操“人類最古老的職業”，被迫以性換食，違抗着扭曲旁屬于人的本性的“性”。（當然，不是凄慘地以性換食而是欣欣然以性換錦衣玉食，不僅從來都有，據說某些棕區于今已經蔚然成風，直到發出“這兒人傻、有錢、快來”的電報以呼朋引類的地步；但那是人性的更大的歪曲），所以，北京解放初期，軍管會派部隊包圍八大胡同，救良出娼門，是中華文明史上一曲人性的凱歌。竊以為那歌才真正是“響徹雲霄”。

　　女性被迫為妓，已經扭曲人性，而男性也被迫為妓，尤其使人性遭到進一步的扭曲：在逼人以性換食之前，先就逼男充女。英文把這樣的性關系列為sodomy的一種，而按韋氏詞典的解釋，sodomy還兼指獸奸：“copulationwith...ananimal”。《英漢大詞典》更加上一條：屍奸。由此得知兩件事，其一，“男色”之事固自古而皆然，無論中西，不必舉證奧古斯都對古代羅馬貴族的斥責，說他們好男色，而男色無補于生育，不能為帝國提供下一代的武士/奴隸主；也無須考查見于《舊約·創世記》中的所多瑪城（Sodom——由此可知sodomy一詞從何而來）是以什麼樣的惡而獲罪上帝。其二，由此也可見中外的古人對此的厭惡，但這種厭惡——至少是它的表達——其實或多或少弄錯了目标。第一，迫男充女的事唯見于人，不見于獸；這也算得是“人之異于禽獸者”罷，不應當創造“獸奸”一詞，拉了獸來陪綁。第二，同性的性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出于同性的戀，在古代也必然是這樣，而這是應當理解而且善待的，以為那也是順其自然，亦即順其基因的安排，其間并無扭曲，并非不德而恰恰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