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孟憲實講唐史——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之後，孟憲實教授又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開講《唐高宗的真相》。

　　對曆史的叙述，可以分成學術性的和非學術性的兩大類，前者屬專業範疇，有其自身的标準和目标，也有為追求目标設定的各種規矩，因其專業化，隻能局限在少數人或專業人士之間；後者則屬社會化和大衆化的，目标是引起所有人的共鳴，其範圍是全體受衆。《百家講壇》的設定，正好是跨越二者之間，是以專業人士将專業的内容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傳達給非專業的社會大衆。它要求既有專業的素養，又具備大衆喜聞樂見的接受方式。較之于曆史小說和電影電視，講壇的内容是真實的，它不能有過多的虛構，也不鼓勵作者自己過多的臆想，基本上是在史實的前提下做比較生動的叙述，使人喜歡，形象活潑，甚至催人淚下，或讓人欣喜若狂，目的還是追尋曆史的本真。現在，孟憲實先生将在《百家講壇》的講稿整理成書，在著名的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讀過之後，我覺得《唐高宗的真相》這本書，作者的這個意圖是十分明顯的，這也正是我下文談論的基礎。

　　李治是一個性格複雜的人，……在父皇的權威面前，在傳統的道德和政治要求方面，他低調做人，認真做事，小心謹慎。所有他需要的品質他都具備，所有正面的評價他都擁有，然而他想做的與社會不合拍的事情，他也照做不誤。

　　這本書的寫作建立在資料和信息比較紮實的基礎之上，通俗地說就是憑借史料說話，因而是比較真實和可信的，與時下流行的“戲說”是兩碼事。研究曆史的人都很清楚（我這裡指的是實證史學），由于文獻記載的選擇性加上散落流失，古代很多事情和人物的具體情況我們今天所知甚少，要想複原，就必須通過專業的訓練，以該門學科的規則和要求去研究，進而揭示出不為人所知的東西，通過史料的解讀，提出合理的假設和猜想，都是有效的手段。這屬于學術性和研究性的範疇。那麼，這本書有什麼特點呢？我覺得以下三點給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對高宗性格的刻畫

　　年輕的李治，在即位之前的太子時代，仁弱性格外表隐藏下的，是他的為追求目标而矢志如一的韌勁兒。表現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與武則天的邂逅。

　　具體到唐高宗這個人，傳世文獻留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仁孝、懦弱，其政治則不敢恭維，甚至還遺留禍端。如《舊唐書·高宗紀》的“史臣曰”裡有這麼一段話，說他“惑麥斛之佞言，中宮被毒；聽趙師之誣說，元舅銜冤”，“卒緻盤維盡戮，宗社為虛”。“中宮被毒”指的是高宗的皇後王氏被廢、武則天側立的事件；“元舅銜冤”是指支持王皇後的朝中重臣長孫無忌被排擠和被鏟除的政治鬥争。史臣所說的這些評論，都是指責和批評的語調，顯然，他們對高宗并不滿意。到了《新唐書·高宗紀》裡，史臣評論的語氣就更加嚴重，說他“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贻禍邦家”。

　　兩《唐書》的史臣，一是五代時期的人，一是北宋時代，他們對高宗的态度，顯然是嚴厲的批判。其批判的目标，就是高宗任用武則天，最終導緻以周覆唐的發生。顯然，武則天是他們的衆矢之的，而高宗則是武則天上台的牽路人。現存的文獻，主旨基本在此。在這個叙事的框架裡，高宗被掩蓋在武則天的光環下，他幾乎喪失了主動，處處受武則天的支配和制約。除了武則天的手腕和計謀之外，高宗之所以罩在武則天之下，還是他性格的仁弱甚至懦弱造成的。然而，在《唐高宗的真相》書中，作者眼中的高宗皇帝，顯然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如他所說:“我講的唐高宗，也許與你的印象很不一樣。複原唐高宗，就是我的使命。”（第一講《殿下的早年生活》）在這種思路指導下，年輕的李治，在即位之前的太子時代，仁弱性格外表隐藏下的，是他的為追求目标而矢志如一的韌勁兒。表現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與武則天的邂逅。後者當時還是李治父親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按道理屬于李治的母親輩分，但是李治在守候生病的父親的床榻之旁，卻與武才人眉來眼去，用宋朝人的話說，就是:“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指武則天）。”（《新唐書》卷七六《後妃·武氏傳》）兩個人于是就好上了。當然，這一切都是偷偷進行的。按照一般的孝道，皇太子與自己後母輩的才人産生感情，并且又上升到婚姻的地步，即使唐朝後宮在某種程度上濡染北方遊牧勢力上層貴族收繼婚習俗的情景下，也是不被認可的，況且李治偏偏又以通達事理的孝順著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