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十分不尋常的病例，它表明了在特定條件下，通過基因療法可能會清除人體内的艾滋病病毒。”美國艾滋病研究所副所長、臨床艾滋病研究與教育中心唐納德·光泰(Ronald Mitsuyasu)表示，“但它本質上并不是基因療法。迄今為止，還不能被複制。”但是43歲的艾滋病患者的出院使得很多艾滋病患者看到了康複的一絲希望。

　　自艾滋病病毒1981年被發現以來，終于有醫生宣布病人被徹底治愈，但這隻是一起特殊的個案

　　幾位德國研究者的大膽嘗試，燃起了治愈艾滋病的希望之光。

　　在2010年12月的美國《血液》雜志上，德國三所大學醫學部的研究人員共同發表論文稱，其研究結果有力地證明一位43歲男性艾滋病患者被治愈。

　　這應該是一個激動人心的結果——自艾滋病病毒1981年被發現以來，世界上還從未有任何一位病人被治愈。

　　不過，被“治愈”的并非普通艾滋病人。當前定居柏林的美籍男子蒂莫西·布朗(Timothy Brown)，十幾年前患上艾滋病，幾年前又被确診為白血病。2007年，他在德國柏林大學夏裡特醫學院接受了造血幹細胞移植，用以治療白血病。

　　不同的是，醫生為他尋找了一位攜帶特殊基因的幹細胞捐獻者，而攜帶這種特殊基因的人能夠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的侵擾。

　　多位專注于艾滋病治療的國内臨床醫生也對本刊記者表示，從目前情況來看，這一治療方法“隻是個案，要想在艾滋病人群中普及還很不現實”。

　　小概率事件

　　好似被閃電連續擊中一樣，布朗的艾滋病被治愈是個十足的“小概率事件”。而夏裡特醫學院的血液病醫生傑羅·胡特(Gero Hütter)是這個事件中的關鍵人物。

　　胡特是布朗的主治醫生。2006年，布朗因急性髓性白血病住進夏裡特醫學院附屬醫院，胡特為他設計的治療方案中包括兩個療程的誘導化療和一個療程的鞏固化療。但是，在第一個誘導化療期間，布朗出現了嚴重的肝中毒與腎衰竭反應，化療方案難以繼續。

　　于是，當時37歲的胡特醫生記起了十年前一項關于艾滋病的發現。1996年，就在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提出抗病毒藥物“雞尾酒療法”的同一年，有研究者發現，一些同性戀男子盡管與數百個性伴侶有過危險性行為，卻沒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原因在于他們從父母雙親那裡繼承了一種特殊的突變基因，能夠抵禦艾滋病毒的進攻。

　　艾滋病病毒能夠融入病人的DNA中，隐藏在所謂的“避難細胞”裡，很難被清除出體内。但要想進入到細胞之中，病毒通常還須依賴人體内其他因子，比如3号染色體短臂上的CCR5基因。它們相當于艾滋病病毒進入細胞的大門，當其發生突變而缺失32個堿基時(被稱為CCR5⊿32)時，病毒就會不得其門而入。

　　研究還發現，約1%的歐洲人繼承了這種CCR5突變，北歐人中這個比例更高;非洲人、亞洲人和南美洲人則很少攜帶該突變基因。

　　王教授及其同事後來開展的調查顯示，中國漢族人該基因的突變率僅為0.16%，而維吾爾族人高達3%以上。

　　盡管胡特對于艾滋病治療是個外行，但他仍然提出一個奇思妙想：為什麼不能同時治療這兩種病?最終，他向布朗推薦了幹細胞移植療法，并希望找到攜帶CCR5⊿32的骨髓捐獻者。

　　布朗的足夠幸運之處在于，全德國一共隻找到80個合适的骨髓捐獻者，而檢測到第61個捐獻者的樣本時，胡特醫生的同事發現了這種突變基因。2007年2月，幹細胞移植順利施行。

　　為了預防移植手術通常會出現的排異反應，胡特醫生用藥物和放療手段殺死了布朗體内的骨髓細胞和很多免疫細胞。這個過程對于艾滋病病毒藏身的許多“避難細胞”來說是緻命的。很多科學家認為，這些準備工作也正是布朗體内艾滋病毒得以消除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特醫生及其同事心裡并沒有底。他們原本計劃，一旦發現艾滋病病毒重新出現在布朗的血液裡，就讓他走上服用抗病毒藥物的老路。

　　在幹細胞移植前，布朗接受過四年的高活性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即服用藥物。這是當下最常見的艾滋病治療方式，可有效控制病情，但無法徹底治愈。

　　但艾滋病毒再也沒有出現。兩年後，标準的艾滋病毒檢測已經不能探測到布朗血液中的病毒，在艾滋病病毒常常隐藏的大腦和直腸組織中同樣不見其蹤影。

　　2008年，布朗的病例首次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展示。當時，大多數研究者認為，一些病毒或許隐藏在病人體内卻無法引發感染，無論如何，病人大概“從機能上被治愈”了。

　　在2009年2月的《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胡特醫生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論文稱，在停止抗病毒藥物治療并接受幹細胞移植20個月之後，病人體内沒有病毒反彈迹象。但他和同事當時隻是謹慎地表示，這一結果顯示了基因療法在控制艾滋病病毒感染方面的關鍵作用。

　　而在2010年12月的《血液》雜志上，胡特醫生及其合作者做出了更加大膽的判斷：布朗的艾滋病應該是被徹底治愈了。

　　此時，距離布朗接受幹細胞移植已近四年。

　　基因療法路漫漫

　　然而，這個難以複制的“小概率事件”在帶來艾滋病治療曙光的同時，也備受争議。

　　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唐納德·光泰教授指出，要想複制這一治療方法，需要滿足多項條件，并且花費昂貴，其長期風險也未可知。

　　實際上，已經有科學家擔心，在足夠長的時間之後，艾滋病病毒可能适應這種突變，導緻病毒反彈。

　　還有人對CCR5突變本身的副作用表示擔心。一項研究顯示，擁有這種突變的人更容易死于西尼羅病毒。

　　更多的人則憂慮，由于利用強力藥物和放射物來摧毀人體原有的免疫系統，幹細胞移植或骨髓移植通常隻用于晚期癌症患者，對其他人群可能并不适用，已經有人稱這種療法本身的死亡率可高達30%。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早在1989年，美國加州希望之城癌症中心約翰·羅斯(John Rossi)醫生就遇到過和布朗十分類似的病例。一位41歲的病人同時患有艾滋病和淋巴瘤。他接受了化療和藥物治療，并接受捐贈者的新細胞。由于當時科學界還未發現CCR5突變的意義，這位捐贈者是否具有突變基因不得而知。接受移植之後，艾滋病病毒從病人的血液和多個器官中消失了。但可惜的是，病人在接受移植47天後死亡。

　　2008年，在布朗病例公開不久，諾貝爾獎得主大衛·巴爾迪摩(David Baltimore)認為，這一病例意義重大，是一個非常好的信号，是“對基因療法的實質性證明”。

　　巴爾迪摩和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陳(Irvin S. Y. Chen)教授還設計了一個應對艾滋病的基因療法，其思路與布朗病例相似。兩人專門為此成立了一個私人公司。

　　在加州希望之城癌症中心，羅斯及其同事則開始嘗試通過基因改造使艾滋病病毒本身變得無害，并将三個基因注入到患者白細胞中：一個用以阻止CCR5的活動，另外兩個用以削減艾滋病病毒的能力。他們已在數位病人身上完成試驗。

　　問題是，理論上可行的基因療法在現實中面臨諸多技術挑戰。比如，當前大多數基因療法需在體外對基因進行改造，然後将其重新注入體内——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程序。巴爾迪摩等人試圖發明一種類似于疫苗的簡易治療方法。但他接受媒體采訪時承認，目前進展不順，雖然“已經為此工作很長時間了”。

　　2009年3月，光泰等人在《自然醫學》雜志發表論文，介紹了一項關于抗艾滋病病毒基因療法的臨床試驗。這也是全球第一起關于基因療法的随機、雙盲、對照二期臨床試驗。他們将74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分别注射一種抗艾滋病病毒核酶(一類具有催化功能的RNA分子)和安慰劑。約一年後，研究者在兩組受試者中并未發現病毒載量的統計學差異;當然，在某些時間段，治療組患者體内的艾滋病病毒含量低得多。

　　這篇論文發表後，研究便止步不前。“我們沒有做三期試驗，”光泰表示，“因為擁有該療法的公司決定不再做三期試驗，而且取消了進一步開發産品的計劃。我們仍在對參與二期試驗的病人的安全性進行跟蹤，這也是FDA對人體基因療法試驗的要求。我們目前也在和其他研究者合作開發其他基因療法的産品和方法，但隻是處在調查研究的基礎階段。”

　　光泰直言不諱地指出，“對于絕大多數艾滋病患者而言，基因療法在近期内可能還無法成為一個廣泛應用的方法，其他的藥物療法效果也已經非常好了。盡管抗病毒療法需要病人終身服藥，但其副作用和毒性通常很小。而基因療法尚未被證明能有效治療艾滋病，其花費很高，治療方法也很不方便。所以，在對新的基因、新的介質和新的方法進行更多試驗之前，基因療法還不能被更廣泛運用。”

　　(實習編輯：張蘭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