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伴侶性交”這是指某人在一生中，曾經與一個以上的性伴侶發生過性交合(包括陰道性交與肛門性交)。多伴侶性交是新概念。它隻認一個死理：單伴侶沒事，任何一種多伴侶都有風險。因此，在這裡并不考慮雙方的性關系是否符合道德與法律，合理合法的再婚者也被納入“多伴侶”之中，而那些有過所謂“婚前性行為”的人，如果他一生隻跟這個人發生過性交，他也會排除在“多伴侶”之外。

　　而且，這裡的“伴侶”并不限男女，當然地包括了那些與多個同性性交者在内。那麼，中國當前的“多伴侶性交”的實況究竟如何?1、在20～64歲的全體中國人裡，到2000年8月為止，在14歲以後的一生中，曾經有過任何一種多伴侶性交的人，隻占13.2%～16.2%。前一個百分比是按照嚴标準來統計的，僅僅包括那些不但自己承認有過，而且再次或者多次确認有過的人。後一個百分比則是寬标準，包括所有那些至少承認過一次的人。

　　2、按照嚴标準來統計，在有過多伴侶性交的人裡，有74%的人僅僅有過不超過3個其他性伴侶。不超過5個其他性伴侶的人則達到85.9%。因此，這些人平均起來，隻有過3.49個其他性伴侶(正負差=5.35)，中位數則僅為2個其他性伴侶。這意味着什麼呢?第一，美國1992年進行的全國成年人總人口随機抽樣調查發現：從18歲開始，一生中曾經有過一個以上性伴侶的人，高達71%之多；而且有過5個(含)以上性伴侶的人高達41.5%。

　　僅僅在該調查開始之前的5年裡，就有38.7%的人有過一個以上性伴侶。即使在此前的12個月裡，也有16.9%的人發生過多伴侶性交。也就是說，美國人的一年的性伴侶數就超過了中國人的一生。盡管如此，組織這次調查的研究人員們(以著名的勞曼教授為首的課題組)仍然認為：由于性傳播必須通過每個人的“性的社會網絡”，而這些網絡卻是散在的，各個社會成員之間并沒有普遍的“連線”，而且“橋梁人群”如賣淫者之類也不夠多；美國近幾年艾滋病的發病率持續在低水平，并沒有像以前人們估計的那麼高，佐證了研究人員的看法。

　　第二，對于中國女性來說，除了再婚以外，可能不可能發生多伴侶行為，是她的一種根本價值觀——穩固的性觀念——在起作用，其作用強度大于她所在社區的性文化的潛移默化。男性卻相反。他所在的社區具有什麼樣的性文化，對他的作用強度遠遠超過了自我性觀念的作用。中國的成年女性在客觀上成了阻擋艾滋病的堤壩：一生中發生多伴侶性交的女人隻有5.5%～8.2%；尤其是，這個堤壩更加不為周圍的風風雨雨所動。

　　因此，假設所有發生過多伴侶性交的男人，統統都有艾滋病，而且百分之百地傳播給了他們的身為普通女性的伴侶(注意，這裡隻是假設，這兩者絕不可能在實際生活中出現)，那麼，從這些女人裡再次傳播給其他男人的時候，按照嚴标準計算，艾滋病就已經隻有原來的5.5%了。如果這5.5%的男人仍然是通過女人來傳播，那麼第三次傳播給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就隻有第一次傳播時的千分之三。也就是說，在中國目前的“性的社會網絡”裡，女性不僅在生物學意義上是艾滋病毒性傳播的最主要受害者，而且客觀上又犧牲了自己平等的選擇權，為整個社會換來了目前極低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倘若中國女性中有過多伴侶性交的比例也達到總人口的平均數，那麼中國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就會是現在的2.4倍；如果“男女都一樣”(即女性達到男性多伴侶性交的比例)，那麼就會是3.8倍。

　　男人接受性服務的情況在各種多伴侶性交中，商業化的性交易(嫖娼賣淫)一直被認為是最容易傳播艾滋病的。那麼，社會實況究竟如何呢?在20～64歲的男性總人口中，承認自己在一生中曾經與賣身女性(指暗娼)發生過性交合的人占6.4%。按照年齡組來看，35歲以上的男人中，隻有3.6%的人這樣做過；而35歲以下的男人中卻達到11.9%。其中最高的是25～29歲的人，高達12.7%之多。

　　如果隻看城市男性的話，那麼35歲以上的人裡隻有5.5%接受過性服務，而35歲以下的人裡卻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約8個男人裡就有一個嫖客。其中，25～29歲的人也是最多，高達16.5%，大約6個男人裡就有一個。這意味着什麼呢?可是，首先，作為一般女性，嫖客的妻子或者女同居者，再次傳播給其他男人的可能性隻有5.5%。其次，請不要忘記：嫖客們不僅可能把艾滋病帶回家來，更可能傳播給性服務小姐。

　　否則，那些剛剛走出農村的、小到未成年的、往往是在性産業裡被“開處”的“小姐”，她們的艾滋病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為什麼我們總是更容易把她們看作是第一傳播源，而不是第一受害者?第三，嫖客裡誰更加危險?是那些“大款”。首先，收入最高的那5%的男人接受性服務的可能性，是收入最低的那40%的人的33倍。其次，如果按照主要職業來分類，那些形形色色的男性廠長、經理、老闆們的現有嫖娼率是最高的。他們的嫖娼可能性(發生比率)，是城市中的男性體力勞動工人的10倍，是各種農村男勞動者的22倍!可是，他們肯定會覺得冤枉，因為其中許多情況是為了“應酬”。

　　那麼誰被“應酬”了呢?恐怕更多的是那些可以出租權力的人。這些男人之所以更加危險，還不僅僅在于他們“先嫖起來”，更在于他們同時最可能成為性傳播的最主要的“橋梁人群”。這是因為，他們更容易倚仗金錢與權勢地與更多的“二奶”、“小蜜”、“情人”發生性交，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和更多地強奸手下的各種女性。這種“性的階級霸權”表現為：他們平均有過6.41～6.27個其他性伴侶，是工人的1.95～2.60倍，是農民的2.87～3.37倍。

　　此外，調查數據還表明：在那些接受過性服務的男人裡，有39.2%的人是發生在調查之前3個月以内，在6個月之内的占50%，在一年之内的占71.6%，在5年之内的占88.5%。也就是說，在1998年8月至2000年8月之内，中國性産業曾經出現了急劇的增長，比此前5年之内的規模擴大了4倍還多，比自從性産業重現以來的規模也擴大了2.5倍。可是，2000年的性病報告率反而下降了。除了數據不完全的因素以外，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們：艾滋病毒性傳播的可能性已經被過度誇大了?安全套的使用情況在我們的調查表中，對于安全套的使用排列了4種情況：1、從未使用；2、較少使用；3、經常使用；4、每次都用。

　　總的來看，安全套的使用率在中國人裡仍然非常低。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這樣一種排列順序：在與不同對象性交時使用安全套的“經常性”比例表與不同的對象性交每次/經常用避孕套者的比例1、與自己的配偶或者長期同居者的性交中14.8%雙方都是單一伴侶的人之間14.0%有多伴侶者與配偶18.8%接受過性服務的男人與配偶23.7%2、與長期的其他性伴侶的性交中20.4%與長期交往的性服務小姐或者二奶16.7%不是性服務小姐的人27.2%3、與短期的其他性伴侶的性交中30.7%與短期的其他性伴侶(不是性服務小姐)23.0%與短期交往的性服務小姐41.1%4、所有與性服務小姐的臨時性交中46.9%5、在調查前3個月内與小姐的臨時性交中65.7%在上面這個表格裡，人們用自己的實踐表明了他們對于艾滋病風險的認識：與配偶或者長期同居的人過性生活是最安全的，與長期的其他性伴侶則不安全一些，與短期的其他性伴侶會更不安全，而與性服務小姐的臨時性交則是最不安全的。也就是說，人們在艾滋病風險越大的性交中，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潘綏銘：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