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肉身叙事甚嚣塵上的年代，高舉情色旗幟，以所謂“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為噱頭來制造市場熱點和牟取暴利，正是21世紀初葉文化市場的重要特點。但這種飲鸩止渴的營銷策略，反而貶損了圖書市場的形象。資本邏輯理應是文化的強大贊助者，最終卻淪為文化的危險敵人。

　　從衛慧起，經過木子美到竹影青瞳，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色語”運動的清晰印迹，它起源于文學語體，推進于日記語體，變得愈來愈感官化、大衆化和公共化，最終被圖像語體引向了高潮。這是叙事策略的迅疾飛躍，仿佛是一列失控的肉欲飛船，在“加速效應”中奔赴肉欲的天堂。

　　在弱“肉”強食的社會，一個無名的女人究竟憑藉什麼來獲得公衆的關注，或者說，她依靠怎樣的叙事策略才能呈現和推廣自身。在資訊資本主義時代，每個人都從互聯網廣場中獲得了叫喊的權力，但這種新的資訊自由反而限定了人的機遇，這就是所謂“廣場效應”：個人的聲音被四周無數民衆的叫喊所吞沒。互聯網廣場的無限契機，扼殺了人的尊嚴和名聲，迫使其下降為一個細小無名的生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湧現了木子美們的身影。她們的身體叫喊響徹雲霄。她們是利用肉身叙事來獲得“時代最強音”的赢家。她們塗改和推翻“羞恥指數”的不屈努力，也改變了名利場的權力結構。

　　這似乎就是所謂女權主義的一個邏輯起點。即利用肉身優勢來獲得有關名望的社會權力。她們的反叛性叙事充滿了道德危險，她們裸身行走在高高的話語鋼絲上，孤身挑戰着數量龐大的傳統社群，藉此在男權壟斷的領域作驚世駭俗的一躍。

　　在我看來，木子美的肉身叙事起初不過是某種低俗的露陰遊戲，以滿足公衆的偷窺欲望，而後才被男性公衆逼成了一場女權主義的激戰。

　　女權主義的邏輯與意識形态的反叛密切相關。我們看到，作為前DJ和歌廳“媽媽桑”的棉棉，已經從都市邊緣發出了咄咄逼人的色語挑戰，而京城的春樹們則企圖把這種權力向青春地帶拓展。盡管這幅反叛圖畫上時常疊印着書商們的笑容，但正如《時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樣，她們的行為還畢竟預示着一場廣泛的性叛亂，它不僅要散布青春期的迷狂氣息，而且也在謀求情欲話語的意識形态權力。

　　性毫無疑問是一種權力，而且是那種人的最基本的權力。2002年發生的陝西鄉村醫生觀看黃碟事件，觸發了一次性權力的鎮壓與營救運動，并導緻了性政治的普遍覺醒，它迫使管理當局從原先的執法紅線後退，為人性在下半身的解凍騰出了有限空間。

　　在北京三裡屯酒吧街，搖滾歌手、演藝圈人士、吸毒者、文化遊客和中産知識分子結成了隐秘的享樂主義聯盟，人們品嘗着啤酒、咖啡、大麻和叛逆的滋味，并在白晝裡重返中産階層秩序。而在上海的衡山路和茂名南路，上海小資們則在紅酒的作用下發出更為純粹的情欲尖叫，散發出無害的準中産階級氣息。消費時代在解放情欲的同時，也消解了它的社會毒性，令其呈現為與官方穩定性訴求相符的安全面貌。越過長期的意識形态封凍，西方中産階級正在沿着性解放和性享樂的道路疾行。中國情欲的自我解凍，響應了與這一盛大的全球化進程。

　　但我們已經發現，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幾乎沒有任何一種事件能夠擺脫市場邏輯之手。身體消費和情欲經濟學日益發達，它為衛慧們開辟了廣闊的國際市場。

　　市場邏輯堅定地塑造着文化的屬性，把它變成資本運作的附庸。隻要有出版、演出和傳播行為存在，市場主義就不會終止對肉身的征用。市場和國家是征用民間身體的兩個頭号主顧。正在崛起中的不少内地文化市場，其營銷策略卻充滿了低劣、低俗和低智的特征。在肉身叙事甚嚣塵上的年代，高舉情色旗幟，以所謂“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為噱頭來制造市場熱點和牟取暴利，正是21世紀初葉文化市場的重要特點。但這種飲鸩止渴的營銷策略，反而貶損了圖書市場的形象。資本邏輯理應是文化的強大贊助者，最終卻淪為文化的危險敵人。

　　從女權的邏輯、反叛的邏輯、享樂主義的邏輯到市場的邏輯，上述四項文化邏輯塑造着肉身叙事的本性，令後者的面貌頓時變得撲朔迷離起來。這其實就是所謂的“價值迷津”，我們不能辨認那些隐藏在文化事件背後的邏輯真相，甚至無法就那些個案作出基本的價值判斷。這種所謂“後現代”狀況，正是我們所面對的批評學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