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和姜濤結婚時，住在北京牛街一間15平方米的平房裡，那是我的出生地。其實我父母在城西有套寬敞的三居室，可酷愛自由的我們不願受約束，而我倆都在民企上班，薪水又不穩定，不想貸款買房，于是便擠在“鴿子窩”裡享受二人世界。
丈夫離開了“監獄”般的家
我們自己刷牆貼地磚，把旁邊的小廚房重新改造。在狹窄但卻溫馨的小家裡做美食，晚上恩愛纏綿，日子過得幸福而快樂。
但甯靜的生活自從女兒出生，我們搬到父母家後開始混亂了。
“你們洗澡時間短點好嗎？水電費好貴的”“有事在班上聊，盡量少讓外人往家打電話，怪吵的”。因為女兒開銷很大，我們每月隻給父母700元，他們在生活上為我們貼補很多。另外彼此生活習慣不同也讓老人常有抱怨，這讓姜濤很不舒服。
而且我父母特能幹，一個收拾屋子一個買菜做飯，把所有家務活都包了。我對女兒也是大包大攬，于是“遊手好閑”的他便很少在家待着。
他說在外面幫朋友幹私活，可又拿不回報酬來，我不禁數落他:“見不着錢至少能見着人吧，你說你這倒插門女婿能給我家帶來什麼？”我媽也對他施壓，“你啊，都而立之年了，掙的錢剛夠娘兒倆糊口的，得努力才行啊！”
其實我們家說話就這習慣，經常話裡帶刺，但并無惡意。可在姜濤看來，我家就跟監獄似的令他窒息。他曾屢次勸我:“咱還是回平房住吧，等我跳槽後掙多了錢貸款買房。”
“不”！我對此生能當上“大款太太”沒抱任何希望，而且覺得女兒生活在樓房裡對她的健康更有益。
我們開始為是否搬家這事唇槍舌戰，父母也給我幫腔。有一天大家翻臉了，我媽居然跟姜濤推搡起來。她老人家一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讓姜濤惱羞成怒，于是他收拾物品搬離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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