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文藝作品中的女主有是很多男青年心中的“性感”偶像。70年代：無性時代是，“鐵姑娘”男性化的服裝與動作依然不能掩蓋她們的女性氣質把中國人最近53年的性觀念劃分為三個階段，是理解中國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人民發展變化的一種有效方式。從房事到做愛，中國人用了多長時間？30年盡管這四個字——房事和做愛——在動作上是一個含義。但，房事，是中國的，是傳統的；做愛，是西方的，是現代的。不同不僅僅于此。表面上而言，中國的房事更像把性作為私人事物看待。事實恰恰相反：當一對中國夫婦隐隐藏藏在屬于所謂的私人空間中“性”的時候，這更像一種公衆事務：怕人言，畏人眼。做愛，字面上排除了性的隐私屬性：不必非在房子中進行。但，這卻大大增加了性的自我和自主性：無論在什麼時間和空間，做，因愛，為愛。第一次革命：制度性這樣的裡程碑，應當樹立在1979年。在此之前30年，共和國的公民經曆了第一次性的革命：一切置于新制度之下。正如性的原始目标是繁衍後代延續人類，每一次性的革命，也都有它的延續性。嚴格說，“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已經給中國人帶來了性觀念的變化：自由戀愛，一夫一妻。而張競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探讨諸如女性的g點與快感等熱辣辣的話題。1950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布。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為數不多的最早一批法律之一。可以看出，把握共和國方向的大腦，這個時候就開始思考：新的中國人，應當怎樣進行一場性的革命了。婚姻法的頒布，把性的範圍嚴格界定在婚姻制度之上。北京在一夜之間消滅了妓女，既顯示了新政權對于社會控制的強大力量，也從一個側面宣告一種婚外性的可能性從此不複存在。政府對于社會的控制力仍在逐步加大：每個公民每天吃多少糧食、每個月用幾尺布都在計劃之列。每個新生兒，隻有父母是合法夫妻，才能被納入這種嚴格的計劃體系：從珠胎暗結開始，一直到老、病、死。商店裡買不到避孕套，但工作的人可以在單位的醫生或者衛生員那裡按計劃領取：性的頻率因此在掌握之下。避孕以及堕胎技術的落後，幾何級地放大了性的生育本能：婚外的性容易懷孕，但這樣的孩子又是不被社會接受的。這是一種現實：婚外的性是危險的。幾千年來形成的對性的偏見，并沒有因為新中國的成立而徹底更新。房事一詞，暗示了性的“見光死”屬性。而“性交”這樣的中性語，更像“交配”一樣讓人禁忌。在“革命”的号召下，性是從屬，甚至微不足道。新婚的男女分别時的那份爽快，讓今天的年輕男女不堪理解。“人多力量大。”領袖這樣評論人口增長。這更像對性的鼓勵：為了革命做愛，目标是：生育。80年代初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婦女在性中能夠獲得快感的，不到20%。但在那段時間，中國的人口迅速由4億增加到10億。沒有快樂的事情，居然做了這麼多！那個年代，人們用很多詞語來羞辱那些偏離制度的性，比如：搞破鞋，奸夫淫婦。沒有人談論性，除了田頭的村婦農夫偶爾開些葷玩笑：這不關道德，因為談論性是危險的，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面前，這也會成為锒铛入獄的“莫須有”。這30年，中國進入“無性”時代：性觀念極端保守，嚴格建立在婚姻制度之上，任何非生育性行為都很可恥。第二次性革命：交易性“前三十，後二十。”每個專家談起中國的性革命，都看重1980年這個年代。1980年，的确是劃分中國的一個重要年代。此後的中國，變化劇烈：從政治到經濟，從社會到個人。往往被忽略的變化是：性。從1980年到2000年，中國人發現，性是可以用來交易的，通過性交易，雙方都可以獲得一種欲求的滿足。這是社會多元化的20年，在性上，是一個二重變奏的年代：性的快樂也随着時間的推進，被更多中國人感知和追求。翻檢當代中國的紀實文學作品，性的非生育功能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被大大發揚：那些上山下鄉的女孩子們往往用身體和掌握權力的人做一夜交易：女孩子滿足了回城的要求，當權者滿足了生理需要。更多的交易随着妓女的出現而普遍化。嫖客是那些先富裕起來或者掌握權力的人，生理的本能和心裡的好奇，驅使他們偷偷摸摸地曆險：性病，或者被警察抓到。賣淫者是那些貧窮得隻剩下身體資源可用的女人，她們發現，隻要給嫖客性快樂，就可以獲得大把大把的鈔票。從沿海城市發展到中小城市，再發展到農村，妓女群體急速膨脹。廣州市1987年抓獲的賣淫人員，已經是1979年的240倍。著名社會學者潘綏銘經過調查，得出了這20年中國已經形成地下性産業的結論。更有人估計，中國大約存在數以百萬計的賣淫群體。每年針對此的掃黃打非行動，更證明這個産業生機勃勃。在人人追求富裕的時代，“笑貧不笑娼”的實用主義哲學重新風行。傳統的或者新建立的道德在這些面前，猶如1998年洪水前的堤壩，一觸即潰。妓女的大量湧現，再次重構了中國人的道德。更大規模的性交易出現：有錢有勢的男人背後，總有所謂的情婦或者“二奶”。當官居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成克傑說着他對情婦的感情的時候，檢察機關提供給聽者的事實是：那位姓李的婦人卻在利用成克傑撈取金錢。這對女性似乎不公平——說到交易，好像永遠是女性在出賣身體資源。恰恰相反：現實生活中，“情男”和“二爺”同樣存在。妓女為婚外的性行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令夫婦之間的性的生育功能降到最低。這個時候，婚姻制度下的性面臨檢讨。這同樣帶有交易色彩。性的滿足，成為婚姻存在與否的重要指标。在80%的女性沒有快感的中國，離婚率由此突然蹿升：上海社會科學院的調查表明，有45%的夫妻對性不滿意，并因此“勞燕各東西”。性是可以交易的觀念，在年輕一代人的眼中很正常：一份對10000個學生的調查中，有250人說，隻要給好處，就可以發生性關系。交易并不是可恥的概念。隻有把性看成是自己的事情，才能把它作為資源去交換：換回權力，換回金錢，或者，換回快樂。第三次革命：自我性2000年仍然可以看作是中國第三次性革命的起點，盡管在此之前，人們在理論和觀念上已經做好了準備，在行動上已經上馬。1949年到1979年形成的制度下的性仍然存在；1980年開始的大規模的作為交易的性也在繼續。但，在這長達半個世紀的夾縫中生長起來的新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性的根本是快樂；怎樣處理身體，是自我的權力。這樣的觀念在18歲到35歲的人群中廣泛流行：當然也有未成年人做着成年人的事情，一些老房子也在濃煙滾滾地着火——他們接受新觀念，并且在瘋狂地奪回損失。這得益于中國社會的多元化：西方60-7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正在被中國人模仿。這也得益于政策的松動：因為生活作風而受到處分的人正在減少，對于個人的控制已經一減再減。這還得益于醫療技術的發展：性以後，基本沒有思想或者身體的負擔。當然，這更得益于人們的富裕：沒有飽暖，就無暇顧及更多的性。最重要的，是人們，尤其是女人們的觀念的變化。專家們公開說：身體是你自己的權力；人們坦然說：我有權選擇我的方式。這種選擇甚至沒有傳統看法上的足夠理由：衛慧書中的主人公選擇馬克，僅僅因為這個外國男人的“那話兒”大得非同尋常。這是一次以解放性為标志的革命。作為革命的重要指标：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離婚率，少女懷孕，等等，都在增加。這是一次發轫于民間的革命。大城市的白領階層首先點燃了性的自我和自由的火把，然後蔓延到全國。在武漢，進入城市的農村姑娘也在尋找性的解放，她們僅僅是為了性，就可以和陌生的男人過夜——雖然有人懷疑她們在賣淫。人們還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為自己的性貼上自我和自由的标簽：一夜情，換偶，群交。喜歡性虐待的人和同性戀者，也能找到自己的夥伴，并且被默認。這是一次剛剛開始的性的盛宴，但它是自助餐。它現在還局限在小的群體裡，不過，它散發的是人的本能的氣息，有多少人會卷入其中，無法估量。它的方向，無論是專家還是政府，都還無法準确預測，或者，甚至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革命就這樣來了：觀念的，行動的。唯一缺乏的，是一句響亮的口号：做愛，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