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訪人：北北，女，海南某報社記者。和來海南闖蕩多年并小有積蓄的很多女人一樣，北北獨立意識很強，盡管在感情上她依戀丈夫，但在金錢上，她卻感到無法互通有無。其實金錢在很多家庭裡都是矛盾的火藥桶，在生活中許多夫妻可能都要面臨這樣的問題，怎麼分?而又怎麼分得開?

　　1992年年底，我想辦法進了海南的一家大報社，開始了我的記者生涯。一晃就是六年多，這六年，我像一個拼命三郎那樣工作着，到了1998年底，我終于能給自己買套房子了，三室兩廳，小區也不錯，還能看見海。 這時的我，也已經三十歲了。

　　年齡告訴我自己必須要結婚了。當時我在海南島也算是一個名氣不小的記者了，随便嫁一個男人肯定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有錢有權條件好的男人未婚待娶的又有幾個? 遇到魏淩越的時候已經又過了兩年，我見過的男人多得數都數不清楚了。

　　魏淩越是統計局的幹部，有過短暫婚史，因為前妻出了國，再沒回來，所以離婚了。他的工資不高，住着單位給的一套一室一廳，人倒是真随和，長得也不錯，說起話來更不會像有些男人一樣，一張嘴就想把你問個一清二楚。 半年以後，我們開始讨論結婚的事情了。

　　以前我曾說過，房子可以就用我的，他立刻表示結婚的費用他來出。我一想，我這裡裝修下來要将近三十萬，結婚最多花個五六萬也就夠了，這樣一來，他豈不是揀了個大便宜?在錢的問題上，我認為不能含糊。我們的歲數都不小了，對婚姻看得比較現實，找個伴，成個家，安頓一個窩的想法遠遠大過因為感情的深度而必須在一起的念頭。

　　AA制是我提出來的，我對他說不是我不相信他這個人，而是對未來太過擔憂。婚就這麼結了。按照我們的約定，生活費用是我們公攤的，每個人每月拿出一千塊錢來，算是吃飯和日常開支。遇到各人的事情，自己就掏自己的。

　　魏淩越工資不高，每月也就一千多一點，而我隻要正常寫稿發稿做好版面，每個月拿五六千不成問題。雖然同在屋檐下，但我們各自的生活水平還是有很大的差别。 這個時候，上街看到對他合适的東西，我也會給他買點回來。

　　雖然淩越掙錢不多，但人蠻勤快，脾氣也不錯，平常過日子我們還是很合得來的。轉眼2000年的冬天到了，淩越突然接到老家的電報，說要蓋房子了，需要一筆錢。他來找我商量，說看能不能寄回去五六千塊錢。 我說不行，我們結婚時說好了的，AA制，各人有事各人出，他的事情沒有道理要我出錢。他氣憤極了，說：“就算是朋友聽到我有困難都會借給我錢，我們還是夫妻呢。”

　　我看得出來，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但我仍然認為我不能妥協。 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自己懷孕了。因為懷孕，我的工作基本上停了下來，收入立刻就隻有一千來塊錢了，但這個時候的花銷卻明顯多了起來，每月兩千元的收入讓我們的生活感到了緊張。

　　我從沒有告訴過淩越我還有十來萬的存款，但同時我也在猶豫着要不要拿出一部分來花。 就在這個時候，淩越的母親又住院了，這次他沒有對我提起錢的事，我是在他包裡發現家裡要錢的信的。三月的一個晚上，淩越匆匆吃過飯後對我說他要加班，然後就騎着摩托走了。

　　等他回來，已經是夜裡一點多了。我心裡突然咯噔一下，這麼晚了，他會在外面幹什麼呢?莫非是因為我的懷孕和家裡經濟狀況的緊張讓他産生了想輕松發洩的念頭?

　　從那以後，一連一個多月，淩越每天晚上吃過飯都要出去。我幾次打他的手機，他都關掉了，問起來，他隻是說不能開機，怕影響工作。

　　我知道他有意在瞞着什麼，而且他也清楚我在想什麼，但他就是不說。我也不想再繼續證實什麼了，這隻能讓我再一次慶幸自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即使真的發生了什麼，我也有足夠的錢來應對。 淩越的耐心也終于保持到了終點，在外面的時間一長，他回到家裡脾氣似乎格外的大。

　　整個人都懶洋洋的，根本不想說話，要是我多問幾句，他就用不耐煩的口氣央求我能不能讓他安靜一些。 看着他一天到晚魂不守舍的樣子，我感到特别的氣憤，我忍受着懷孕的痛苦，他卻在外面逍遙自在。“戰争”終于在這樣的氣氛中爆發了。

　　那天晚上，他照例回來很遲了。我聽着他拖着腳步進了家門，倒了杯水喝。我雖然躺在卧室裡，但外面的動靜卻一直聽得很仔細，他甚至連手都沒有洗一下就進來了。我不想理他，閉了眼睛裝睡，他悄悄地脫了衣服，竟然就要往床上倒!

　　我多日的怒火終于找到了宣洩的口子，呼地就坐了起來，用腳狠狠踹了他一下，罵道：“滾下去，在外面弄得那麼髒，還有臉上床!” 淩越沒有防備，又正被踹在腰上，立刻就摔到床下面去了。他吃驚地看着我，好像要問我是在幹什麼。我沒有給他喘息的機會，立刻就把枕頭被子全沖他砸了下去。我歇斯底裡地喊道：“你不是不想回家嗎?你滾蛋。

　　孩子我會做掉，從此我們一刀兩斷!”他終于跳了起來，罵道：“你發什麼神經!我不過累得不想動了才沒有洗澡，值得你這個樣子嗎?”說着，他卷起枕頭被子就到客廳裡去了。 他還是不想告訴我他每天在外面鬼混什麼，但從那天開始，我們卻真的分居了。

　　我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我想他可以每天晚上去花天酒地，為什麼我偏要守着這個冷清清的家，我也可以出去玩。于是一連幾天，我也不在家裡呆了，約了朋友晚上去逛商場、看電影、聽音樂。我心裡隐隐得意着，看看我們誰玩過誰。

　　沒成想，一天晚上，就在解放路口，我正坐在一家鞋店裡試鞋子，突然看見了在門口不遠馬路上的淩越。他戴着頭盔，坐在摩托車上，把手上還吊着一個藍色的頭盔。開始我以為他在等人，但很快我就知道了他在做什麼。 原來他在做摩的手，這在海口是要被抓的，但這個地方一方面乘客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摩的手比較集中，城管一來，他們立刻就會分散逃跑。

　　一個乘客過來了，他和一幫人立刻一腳踩在地上，慢慢地滑了過去。最後淩越談成了價格，他老練地把頭盔遞到了這位乘客的手裡，然後帶着這個人走了。我張着嘴，半天回不過神來。 我不能揭穿淩越為掙錢而去做摩的手的事，這可能是他在我們的共同生活中為挽救尊嚴的最後一道防線了。但真正完全消滅AA制，卻是在兩個多月以後了。

　　淩越的“摩的行動”終于讓他得意揚揚地拿回來了六千多塊錢，當然他說是幫人做預算掙的外快。我二話沒說就把錢扔進了抽屜，我開玩笑說自己現在掙不了錢了，AA制必須在我們家徹底廢除。 女兒是這年底出生的，出生前，我把自己剩下的十四萬全取了出來，交給了淩越，我讓他去買一輛車，因為以後我們用車的時候會更多了。 在把錢交到淩越手上的那個時刻，我知道自己這才把感情真正交付給了這段婚姻，交付給了我的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