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80後“三十難立”，可不得不承認往往是大城市壓得人“立”不起來。逃離北上廣成了一部分人的選擇，另一部分人還在觀望：在小城市會有前途嗎？會有錢途嗎？會幸福嗎？這群已經提前回到小城市的“沒出息”青年告訴你，不一定非要在大城市才能尋覓到幸福的滋味。

　　幸福是什麼？

　　我們想将這個疑問與已經或将要踏入社會的青年共享，既然大學生的“蟻族”、“蝸居”已經成為2009年尾巴上的濫觞。

　　房價與這個将走進虎年的冬天一樣冰冷而兇猛，但在城市的四面八方，仍有那麼多的年輕人用體溫捂緊胸口深處一個小小的“北京夢”、“上海夢”，不願它們破碎變涼。然而，曾經，不是隻有你們這麼想。

　　我們走訪了這10年來一屆屆告别大學的青年人，他們把夢想揣回了小于北京、上海的城市，種在了不那麼繁華的土地裡，現在夢想成熟為了生活。

　　有人為了雙親回到家鄉，而今感謝“父母在，不遠遊”；有人為了愛情遠走天涯，而今留戀靜好的小鎮；有人為了就業揮别人堆，而今成蝸居同學豔羨的對象……

　　他們說，他們很幸福，很滿足，小地方有好滋味。也許，真正對你重要的東西，讓你活得豐潤的東西，不是隻有大城市才能給你。 $SplitPage$

　　親情篇：

　　我很慶幸我在爸媽身邊

　　謝偉，28歲，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現居南京郊區。

　　謝偉2004年從計算機系畢業時，根本沒有預料到自己兩年以後的生活。當時他剛成為北京一家著名電腦公司的技術員，收入穩定。但現在，他是南京市郊區浦口區一所小學的老師，數學兼計算機老師。

　　改變發生在2005年11月，來自老家的一通電話。

　　那一天，謝偉的爸爸被診斷為胃癌早期。當時，一輩子沒有走出過縣城的媽媽早就沒了主意。

　　“檢查結果出來的那天晚上，舅舅打電話告訴我，我讓媽媽聽電話，我能感覺到媽媽好孤單。”謝偉在得到檢查結果後第二天就回到了南京。他第一次成為家裡真正的男子漢：尋找醫院，詢問醫生，籌集手術費用，協調手術時間……

　　“那十幾天，媽媽就跟在我後面，我感覺到我在照顧她，我特别累，心裡也焦慮，但是我很幸福。不過，那時候我根本沒想過我會回來。”爸爸的手術很成功。手術後，謝偉在家住了半個多月。

　　爸爸術後恢複得不錯，謝偉也就回到北京繼續上班。“那個時候我特别想家，一是惦記爸爸的身體恢複，二是突然有點不适應一個人生活了。”

　　他突然發現，自己守着爸媽住的那半個多月那麼珍貴。“從上高中住校開始，到離家讀大學，到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自己已經六七年沒有跟爸媽一起真正生活了。放寒暑假回來，總是到處見老同學。”這種突如其來的幸福慢慢改變了謝偉的想法。他決定離開北京回家。

　　為了便于照顧手術後的爸爸，謝偉放棄了南京市區好幾份收入更高的工作，經過考試，獲得了現在的這個工作。“這雖然是郊區，但是坐車回家方便，二十幾分鐘就到了，我每天晚上可以回家陪爸爸媽媽。”

　　現在，謝偉已經結婚并且有了兩歲多的兒子，他的妻子在一家小廠裡當會計。2008年年初，他們在縣城裡買到了屬于自己的小屋。到了周末，謝偉就會帶着妻子和兒子住到農村的爸爸媽媽那兒，“一方面陪爸媽，另一方面也讓兒子看看麥子長什麼樣，水稻長什麼樣，有的時候，兒子認識更多的五谷雜糧和花花草草，他的小夥伴都羨慕，所以現在有時候都帶着他們一起去老家度周末。”

　　“每周日晚上回縣城，我都會帶上爸媽種的新鮮蔬菜，還有散養的雞生的雞蛋，既無害，還好吃，對孩子的健康也有好處。”謝偉說。

　　慢慢地，謝偉的妻子還多了一份收獲，她學會了種菜。“我們常常把種了吃不完的菜帶回來給鄰居吃，很滿足的，物業處的阿姨收我物業費都打折。”她笑着說。

　　“爸爸媽媽有時候覺得，是自己拖累了我的工作。但是，其實他們不曉得，我從北京回來後，我才明白生活該是什麼，責任是什麼。”謝偉說，“我很慶幸我在爸媽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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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篇：

　　我還是喜歡引人矚目

　　柳生，30歲，畢業于南開大學，現居石家莊。

　　“大城市的人經常說，你們二線城市有天安門嗎？有國家大劇院嗎？有‘鳥巢’嗎？我倒想問住在北京的人，有幾個人經常去國家大劇院的？”柳生反駁老同學們的說法，他認為，選擇去哪裡生活，就在于一個心情。

　　柳生2002年從南開大學畢業以後，他先是在廣東省的市級單位當公務員，後來又回到家鄉在縣委辦公室做文秘。

　　在柳生的回憶中，兩年的公務員生涯“很是沒勁”。2004年，柳生辭去了公務員的職務，賣起了保險，現在他已經是一家全國知名保險公司的石家莊分部副總經理。

　　“我覺得在一線城市，生活會很辛苦。在北京，如果有私家車的話，估計早上5點就要起床了，如果7點還不起的話，路上肯定堵得一塌糊塗了。”在石家莊，柳生可以一覺睡到8點，匆匆吃個早飯，然後開着自己的捷達車去上班，一刻鐘就到公司了。

　　總公司曾經3次下調令，讓他去北京總部，他都不樂意。

　　“這跟我的性格有關系，我還是喜歡引人矚目，甯做雞頭不做鳳尾。”柳生說，“在分公司，我說一句話，下面千軍萬馬去執行，一旦去了總部，是我做一件事，成千上萬的人在挑毛病。”

　　他補充說：“我想踏踏實實，一步一個台階地走。到總部的話，上台階很難，下台階的可能性卻很大，而且對一個年輕人的曆練不夠，做事容易浮躁。”

　　由于經常去北京出差，這兩年，中華世紀壇新換的展覽，他基本都看了。“這兩年，國家博物館我去過4次，故宮我去過3次，估計好多北京人自己都不去的。”

　　去年春天，柳生趁着周末到北京聽戲。“坐動車組兩個小時就到了。當時在長安大劇院看的，京劇《失空斬》，就是那個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谡。之後在劇院旁邊的快捷酒店住一宿，第二天就回去了。”

　　他感歎說，在北京過一個周末也挺好的，但是生活在這兒，倒未必能這樣。

　　不願去北京，也有考慮家庭的因素。柳生認為，現在的戶籍政策還是壁壘，如果孩子到北京上學，還是得回石家莊參加高考。

　　目前柳生一家三口住着11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卻還是“有點兒不滿足”。

　　他對未來的希望是，買一套大房子，一定要布置一個很大的書房，收上幾萬冊的藏書，可以在裡面練書法。“我前幾天去一個同事家，他買了兩套房然後打通了，大到360平方米，他有兩個書房，把我羨慕得不行！”他笑笑說，現在他充其量隻有一個“書角”。

　　這樣的理想生活，“如果在北京，可是很難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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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篇：

　　我倆每天吃完飯，都可以在海邊溜達

　　小莫，25歲，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現居舟山群島。

　　同學們常常羨慕小莫的幸福——和男友一起工作在四面環海的小島上，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這兒，你會覺得時間流逝是很自然、沒有壓力的事情。人們都在享受散漫的生活，沒有任何人和事在驅趕他們。”她說。

　　2008年夏天，畢業的小莫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随學船舶專業的男朋友一起去了浙江舟山的造船廠，一簽就是3年。

　　“我跟着他背井離鄉來到這裡，雖然嘴上一直嚷嚷着是為愛情作出偉大犧牲，可是我和他心裡都明白，這個選擇是情非得已。如果不是他的專業所向，如果不是我們急需償還我的助學貸款，如果不是我們找不到可以共同良好發展的城市……如果沒有這些，我們不會在這裡。”

　　初到小島，小莫每天掰着手指頭數秒、數分、數日子，還數着這裡遠離喧嚣的寂寞，悶得發慌。

　　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她漸漸欣賞海島小鎮的調調。這街上回響的佛教梵音，舉頭可見的誦經嬷嬷，香火缭繞的佛品小店……

　　她時常跟閨蜜分享生活的快樂：“早晨我們沿着海邊跑步，看着太陽慢慢地一點點攀升，由淺紅變成通紅，渲染着與海水交融的天空；周末他騎車載我去尋寶，或者一起去泥灘上挖螃蟹；我倆每天吃完飯，都可以在海邊溜達，現在我坐在辦公桌這裡還可以聽到海浪聲呢！”

　　她也會有猶豫的時候，看到身邊的同學在大城市打拼，朝氣蓬勃的，自己的生活太平靜了，就覺得有點兒空虛，怕跟不上時代的腳步。

　　“這裡是個縣級小島，我也不是特别滿意，這兒太偏了，鳥不拉屎的地方，就涉及到交通、購物、社會基礎設施等問題。我更願意去一個二級城市。”她說。

　　但她依然表明自己堅決不去京、滬、深。

　　“他們領導讓他去上海總部，我才不讓他去呢。”她解釋說，大城市房價吓人，生活壓抑，走在路上、地鐵上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在地鐵上吃早飯、睡覺，“我覺得很恐怖”。

　　在她頭腦中，房價還是主要的影響因素。“市區的房子買不起；累死累活賣出去一輩子的身價，在郊區買個房子，每天還要坐三四個小時的車上下班，浪費生命呢！”

　　除此之外，每個月還要償還高額的住房貸款。“生活質量得不到保證，這樣的話，家庭承受變故的能力太低。”她解釋說。

　　海邊停泊着許多捕魚的船隻，空氣是濕的、清涼的，裡面還夾雜着魚腥味兒，蒿草在濕地裡瘋野地長着，但是這一切仍然讓她想念北方，“舟山不是長久之計吧，我想家。”

　　“或許，終有一日要離去，到時會懷念這裡的清香古佛、滔滔海浪、淳樸漁民吧。”她在博客裡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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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篇：

　　俺沒出息，俺回家

　　蔔海，31歲，青島某高校畢業，現居家鄉，“山東省一個并不發達的地級市”。

　　現在，蔔海的那幫“發小兒”隻要坐在一起，都有個既定的娛樂項目，每個人都要操着濃厚的鄉音，把蔔海的名言生動地演繹一遍：“俺沒出息，俺回家。”

　　2001年寒假，畢業在即的蔔海與同學回家聚在飯桌上的時候，談到了将來的工作去向。除了蔔海，其他3個人都是做計算機的，不約而同地選擇北京做工作地點。

　　蔔海學的是化工系，“說簡單點兒，就是怎麼做肥皂”。“這個專業，高不成低不就，工作難找得很。”蔔海想得透徹，“讀到博士或者出國留學，說到底還是得工作，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越早工作越好。”

　　家鄉有一個大型化工廠，是他的備選單位，他在青島的招聘會上投了簡曆。當時這家工廠的展位前，門可羅雀，乏人問津。“當時工作沒現在這麼難找”，蔔海說，“大家都不願意去當工人。”

　　直到現在，蔔海也沒覺得工廠選擇自己是因為他成績優秀，“最後估計是覺得我能留得住”。他認為是簡曆上的籍貫所在地幫了忙，“對工廠，算得上是他鄉遇故知”。

　　蔔海當時有一個同班的女朋友，“她不願意去小地方，最差也得留在青島，可是，這并不容易”。女朋友決定先考研再等機會，兩人就此分道揚镳。

　　同班同學韓允覺得，這是蔔海至今唯一不太圓滿的地方。一想到此處，心裡多少平衡了一些，因為“這哥們兒過得讓人眼饞。”

　　“那個化工廠效益好得不像話。”韓允說，蔔海隻是個剛參加工作的技術人員，工資拿得比當地大部分公務員還高。“算上雜七雜八的收入，比我們在北京的也少不了多少，關鍵是在家鄉，這錢還真經得起花。”

　　當時的韓允還在為北京居高不下的房價犯愁。他現在得早晨6點起床，先坐公交車、倒兩次地鐵、再坐公交車，總共花上兩個半小時才能到公司。“所以，買房一定得縮短交通時間，不能再在路上浪費有限的生命了。可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房價太高；買小的呢，将來怕住不開……”他就這麼糾結猶豫着，直到房價漲成了天文數字，還隻能留在租房市場裡繼續“摸爬滾打”。

　　這些問題都不曾困擾過蔔海。

　　他的小日子過得很惬意，騎着小摩托車上下班，十幾分鐘的車程，中午回家吃了飯還能美美睡上一覺。結婚之前，蔔海拿下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離父母家不遠，下班就去蹭飯，碗都不用刷，小兩口可以選擇回家玩遊戲還是出去看電影……

　　等到韓允他們放假回鄉，蔔海就熱情洋溢地帶着他們四處領略“日新月異的家鄉文化”，尋摸好館子，找地方消遣，再豪爽地喊“埋單”付賬。

　　已經差不多“三十而立”的韓允覺得跟蔔海生活在兩個世界。他每天忙忙碌碌地加班，辛辛苦苦地擠地鐵，别說房子，貴的飯館都不敢去。再看看蔔海，今天讓他幫忙參考一下“買什麼新型手機”，明天讓他幫着選車，兩個人的生活距離越拉越大。

　　婚後，蔔海帶着媳婦兒回了一趟青島，跟同學小聚，他的前女朋友已經研究生畢業，但工作還沒有着落。蔔海感慨不已，跟韓允說：“她當時很看不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