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楊玉璇的壽山石雕《羅漢尊者》 梁章凱供圖/光明圖片

壽山石雕國家級傳承人陳禮忠在創作 陳禮忠供圖/光明圖片

“大國工匠”、當代莆田木雕代表性人物鄭春輝的大型山水木雕作品《千裡江山圖》（局部） 李韻攝/光明圖片

【守望家園】

兩宋時期，随着皇室入閩，諸多文人墨客、豪門貴胄舉族南遷至閩地，福建文化得到空前發展。民間工藝美術也發展繁榮進入黃金時代，并沉澱出諸多傳世流芳的非物質文化遺産。

衆所周知，閩籍書畫家名人輩出，如“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明四大家”之一的張瑞圖、享有“三絕”之稱的華嵒，更有許多開創新圖式的先行者，如開創山水小景樣式的惠崇和開創明代院體畫的邊景昭等。這些優秀的書畫大家不僅對中國書畫發展産生一定的影響，而且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民間造物的樣式與創作風格。由此，福建非遺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省份的最大特點，就是具有濃郁的書卷氣，彰顯出閩地非遺造物獨特的文人審美風格。

以文緻治的教化功能

宋太祖首用文吏，崇文之風逐漸興起，并形成了一套文治措施，有力地推動了整個社會由武功向崇文風氣的轉化。在這種提倡文化緻治的語境下，典籍的教化功能随之凸顯，書籍出版業繁榮。福建閩北地區森林資源豐富，茂林修竹，刻書用紙的原料取之不竭，書坊所用紙劄不假外求。建陽成為全國的三大刻書中心之一，享有“圖書之府”的美譽。當地的刻書稱為建本，又有“建安本”“麻沙本”的别稱。

建陽的刻書建本以私刻、坊刻為主。由于建本價格較低，并且在刻印和排版方面都進行了創新，尤其首創圖文互注的排版，極大提升了建本的可讀性和趣味性，大大提升了建本的出版發行數量，甚至超過了以官刻為主的浙本、蜀本。除了刻書最多，其行銷範圍也最廣，列三大刻書中心之首。直至明代，建陽書坊的數量，一直為全國之冠。

刻書的繁榮有力地推動了朱子閩學的發展。朱熹十分重視通過書院教育方式傳播理學，以建本為媒介，以書院為陣地，結合書院會講和理學祭祀活動，積極傳播理學思想。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文化氛圍，深刻影響了福建匠人的造物思想，提高了匠人的文化素質。因此，以手工技藝為主的福建省非遺，在造物方面形成了帶有深厚文化底蘊和文人審美之風的獨特面貌。

文人審美下的程式化樣本

造物樣式是文人審美的物化載體，也是對傳統書畫藝術程式化的一種運用形式之一。莆田木雕的人物圖式，無不受到當地“仙遊畫派”的影響。莆田藝術家李霞、李耕吸收了明清的人物畫各路大家的作品精華，内化為自己的藝術美學思想，構建出富有地域特征的仙遊畫派。他們融合雕刻與繪畫精華，将繪畫技法與圖像程式反哺于木雕工藝，由此極大提升了莆田木雕的藝術表現力，形成具有“莆式”風格的人物雕刻作品，并形成一種固定的程式化樣本為民間工藝師所臨摹，極大影響了當地寺廟、宗祠的建築裝飾樣式和壁畫風格。

福州脫胎漆器的繪畫裝飾風格，則主要受福州林纾的影響。林纾是福建閩縣人，自幼學畫，從花鳥起步，以山水聞名。他對宋畫推崇有加，提倡寫實的風格。林纾的這些易于模仿又得宋元人遺意的程式化山水，成為漆器畫工在裝飾上的取材模仿對象。大到構圖的開合架設，小至松、竹、柳等題材的造像，如石頭的面向、垂條的姿态、樹出幾枝、水雲法式燈，都形成了規範性的圖式。漆工在無筆墨底蘊的條件下也能通過可借鑒的程式化圖式，迅速掌握繪畫要點，吸收技法準則。

士大夫與匠人的協同創作

任何一種器物或是技藝的誕生，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水平密不可分，也是當地環境的集中映射。宋代經濟繁榮，城市發達，世俗文化蓬勃發展，審美達到空前高度并具有世俗化、平民化的特點。該時期，手工藝人的社會地位上行，甚至可以參加科考。此時，不僅越來越多的民衆加入手工藝人的行列，而且出現了士人與手工藝人共同創作的現象。

在這種大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意趣必然對造物形态産生了一定的引導和滲透，使得該時期的手工技藝作品既滿足了世俗化的現實需要，又同時豐富了作品的内涵，兼具造物功用及審美特征，形成一種以實用主義為主導的審美風尚，大雅與大俗兼容，自然含蓄、平淡質樸。

福州壽山石雕刻的“秀工制”是這種士人與工匠融合創作的典型代表。“秀工制”，即達官貴人或富賈士紳等大戶人家将優秀的雕刻師聘請至自己的府中寓居，提供食宿、薪酬和創作材料，無時間和作品數量的規範限制，也不制定雕刻題材，全憑雕刻師自己決定，戶主還需提供珍藏供雕刻師學習參考，直到雕刻師完成作品。這類藝人有機會觀看主人的書畫及古玩珍藏，主人們也很樂意将珍寶提供給藝人觀察，以便他們學習吸收這些佳作的精髓，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審美趣味。受聘期間，藝人隻為府中主人一家雕刻作品，不接其他生意。創作使用的石材較為昂貴，作品一般都不外露。清末民初著名的壽山石雕“西門派”薄意（即極淺薄的浮雕，因雕刻層薄而富有畫意，故名。——編者注）大師林清卿，曾先後受聘于陳寶琛侄兒陳叔常、回春藥局老闆吳元和古董商劉秀古府中，創作出許多精美的薄意作品。他的薄意創作，借鑒傳統書畫藝術的構圖，充分汲取國畫意境之美尤其是留白的藝術特色，形成獨樹一幟的石雕風格。

凸顯文人精神的符号元素

縱觀福建非遺造物，大至建築裝飾，小到文玩把件，無不帶有明顯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

在福建非遺造物形象中，中國傳統繪畫是繞不開的創作對象。以勃興于清末的福州脫胎漆器為例，其裝飾圖案題材十分豐富，幾乎涵蓋了傳統繪畫的典型元素，包括梅蘭竹菊等植物圖案、鳥獸魚蟲等動物圖案、仕女老者孩童等人物圖案、山河樹影等山水圖案，另有雲紋等祥瑞圖案和各種幾何圖案做裝飾。

又如“中國四大木雕”之一的莆田木雕，是國家級非遺，素以“精微透雕”著稱。它表達細膩，善于用圓雕和透雕技藝，雕刻出富有層次和情節的剔透玲珑作品。莆田木雕傳承人、“大國工匠”“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鄭春輝，植根傳統工藝，取法傳統國畫，開創了“文人木雕”先河。以他為代表的當代莆田木雕藝術家，以刀代筆，創作出的山水題材作品，氣韻生動，隽永含蓄，透露出濃厚的文人畫特征。

如果說上述非遺隻是在創作中體現文人精神，那麼成為文人書齋不可或缺的案頭清供和主要角色的手工藝作品，無疑就是文人情趣的直接載體，比如留青竹刻。作為文人雅士的珍玩，留青竹刻融合詩書畫印為一體，具有很高的工藝文化與審美價值。留青竹刻，始于唐代，是在薄似紙張的竹皮上進行雕刻，将文人畫的筆情墨趣融入竹刻，是融雕刻、書畫、詩文、印章、造型于一體的民間藝術。在構圖上，它結合國畫的“計白當黑”思想，通過層層疊疊的雕刻和留白的疏密布局，給觀者提供想象的空間。其題材多為四君子、翠鳥金魚、荷花藕塘、煙雲飛瀑仕女達摩等，或托物言志，或寄情山水，直接承載了古代文人的文房之志與審美情趣。

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璀璨而多元，從這些蘊含了豐贍的傳統文化意蘊和高逸雅緻的審美特征的非遺作品，不難看出中國傳統書畫與文人審美對造物的影響。在士人與匠人共同合作下，福建非遺造物超拔突破，傳承了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精髓，又在格物緻道的匠人精神，開辟出一種具有文人氣的造物風格。

（作者：邱志軍，系福建省美術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