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好名之心，但是不能為了名聲而做道貌岸然之行為。

《菜根譚》有一句話說：好利者逸出道義之外，其害顯而淺；好名者竄入于道義之中，其害隐而深。

意思是說：貪求利益的人所做所為逾越道義之外，所造成的傷害雖然明顯但不深遠；而貪圖名利的人所做所為隐藏在仁義道德之中，所造成的傷害雖然不明顯卻很深遠。

世間總有人喜歡假借善良仁義的名聲來僞裝自己，讓自己得到世俗的認可和便利，這樣的行為雖說看似沒有太多的負面影響，也算是施德行善。

但是如果一個人出發點完全是利己的，那麼在必要的時刻，他便會損失被施舍者的尊嚴和利益，來單純地成就自己，而這樣造成的傷害不僅僅是隐性的，更是深遠的，因為他借着善良的外衣僞裝自己的卑劣。

魯迅有一篇短篇小說叫《藥》，其中的主人公夏瑜是一位正義的革命者，而他有一個親叔叔叫夏三爺，則是一個極其卑鄙和自私的人。

夏三爺為了保全自己性命、斂取錢财，不惜出賣自己的親侄兒夏瑜，也正因為他的不顧倫理人性，最後導緻侄子夏瑜命喪斷頭台。

而以《藥》這篇小說為原型拍攝的電影之中，有這樣一個非常可笑的鏡頭：

夏三爺走在路上的時候，看到有一個人抓了一隻鳥在販賣，随手便掏出兩文錢将鳥買下來，當着衆人面将其放生。

做完這一切之後，夏三爺沒有言語，便在衆人注視下離開，俨然一種“拍一拍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灑脫豪邁之舉。

留下的則是别人的贊歎，路人紛紛對他抱以評價說：夏三爺真是大善人。

這是何等諷刺的一面，他在陰暗處行使自己的卑劣，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又拿仁義僞裝自身，這種錯誤行徑所造成的傷害，不就是極其深遠嗎。

《莊子》中有這樣一番對話：

齧缺問許由：“你要去哪裡？”

許由說：“逃避堯。”

齧缺又問：“為什麼？”

許由說：“堯不斷追求仁義，我擔心他被天下人恥笑。後世豈不是要人與人相殘食了嗎。民衆不難籠絡，愛他們就親近，施利就來，稱贊他們就努力，給他們所厭惡的就離散。愛和利出于仁義，捐棄仁義的少，而利用仁義的多。仁義的行為不但虛僞，而且還會成為貪求者利用的工具。這就是用一個人的獨裁取利于天下，就像窺豹一斑一樣，堯隻知道賢人有利于天下，而不知道他們對天下的危害，隻有無心做賢人的人才知道。”

這是莊子杜撰的一個故事，他借堯追求仁義的行為，貶低天下那些利用仁義的僞君子，也重點強調了仁義這個事情一旦成為工具之後出現的問題。

但同時，莊子的這個觀點稍微有些過度貶低仁義存在的意義了，而對于我們來說，則應該理性看待，不虛假的推崇仁義，但同時也不貶低仁義正确存在的意義。

提及以仁義僞裝自身，很多人又會想到魏晉時期的慘況。

當時因為政治鬥争導緻民不聊生，有許多讀書人動辄就有人頭落地之危險，所以導緻一些知識分子空有學問卻不敢展露鋒芒。

而同時，卻有些刁鑽之人為了獲取名利，不惜做出許多以仁義僞裝自己，企圖獲取名聲的可笑舉止，結果導緻魏晉王朝不過四五十年的時間就戛然而止，最後也鬧成了曆史上的一個大笑話。

君子愛财應該取之有道，君子好名也應該實至名歸，對于所有人來說，名聲都應該是順着天性去作為自然得到的結果，而不是假借虛名來襯托自己的僞善現象。

就好像一個人做善事一樣，做善事的初衷應該是探尋到本心的良知，順着本性去作為，發自内心地想為他人解決苦難和困惑，但絕不是認為仁義的名聲有利于自己，之後就假借善良的名聲，企圖讓自己在生活中獲取生存優勢。

孟子曾說過：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意思是說：人和禽獸最大的區别，就在于人的天性具有仁義而已，衆人不知仁義，往往把它抛棄，而君子則知道仁義的可貴而保存它。比如舜是一個聖人，他明白萬事萬物的道理，又詳細考察了做人的大道，所以他能完全順着自己本性之中的仁義去做事，而不是勉強用仁義的虛名來實施自己的行為。

仁義本來是一種極其美好的品質，可是當它成為被利用的工具，不但會顯現出它的局限性，也會演變成卑劣之人的工具。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首先我們要保證自己的行為，完全以本性的仁義為出發點，其次更要能夠識别世間善惡現象的真實性，不被僞善所蠱惑，也不成為卑劣者行使僞善的幫兇。

就像魯迅的小說《藥》一樣，如果我們作為當事人，就不要做一些道貌岸然，哄騙世人的可笑行徑。而當我們成為事件的看客時，也不要僅僅因為别人做了道貌岸然的行為就拍手叫好，盲目無知地用善良來吹捧他人。

作者|國學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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