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是金庸小說中最特别的人物，因為他的出現，終結了金庸小說。而他這樣的人，比我們想象中難對付得多。

張大千能堅持“可愛”的一點原因是，他明白韋小寶式的把戲，藝術上沒有自家面目，到了曆史上人們可不認賬。

晚年張大千搞起了大潑墨，五彩淋漓，确實有特點。但正如他的繪畫總給人一種妖冶之感，富貴中似帶些輕薄，大千畫的蓮花十分精彩、墨氣彌漫，卻很像都市中五光十色的生活隐含着的一頭霧水。這不由讓人想起台灣李宗盛的一句歌詞：“男人久不見蓮花，開始覺得牡丹美。”

20世紀，鄉土中國開始急劇城市化。它既帶給了中國人多彩多姿的另一種文明生活，也讓離開土地離開千年傳統的人們變得輕漂和懸浮。我們可以相信社會進步論的觀點，從鄉村到城市，是文明的高級演化；也可以相信生态浪漫主義的說法，鄉村到城市，是文明的腐化和堕落。但不管從鄉村進化到城市，還是從城市返回鄉村，經曆這個過程的人一定是很迷惘很惶惑的。這在和平的年代，也許至少需要三四代的人的适應與積累，才能将轉型期的陣痛混亂慢慢淡化。

可惜20世紀的世界不太平，中國也随之不太平，内部亂，外面也趁機搗蛋。結果大震不斷，小震頻發。中國近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加上萌芽，頂多隻有幾百年的曆史，怎麼經得起折騰？最後也隻能留下個輕薄的底子。

真的，我們的都市人格和心态也隻能停留在“久不見蓮花，開始覺得牡丹美”的水平。記住，僅僅是開始——而且，我們仍帶着對蓮花的記憶。

不尴不尬的牡丹。

前文中說過，一提小寶有七個老婆，男人們就露出甜美的微笑。這當然是《大紅燈籠高高挂》式的男性集體無意識的表露。不過，想做當代韋小寶的男人得小心點，一旦蓮花變成了不尴不尬的牡丹，不要說七個老婆，一個老婆你也要好生尊重才行。

我在之前的文章裡僅僅考察了小寶如何對待女人，但很少牽涉到女人是如何對待小寶的；或者說，小寶所處的陰性環境是如何的。

金庸小說中女性角色的塑造經常讓人拍案叫絕。有人歸類出四大名旦——黃蓉、小龍女、趙敏和王語嫣；還有所謂的七大美人——問九（長平公主）、李莫愁、公孫綠萼、苗若蘭、木婉清、方怡和陳圓圓。這些都是美人，還有許多以個性見長的女性，如程靈素、阿朱、阿紫、任盈盈、嶽靈珊等。若她們一起做客大觀園，賈寶玉至少得犯一個月呆病，黛玉的肺結核可能惡化得更快。

有些讀者仍嫌美中不足，覺得金庸小說中的女子都是愛情至上，而男人都以事業（權力）為重，很少有男子對一個女子有刻骨銘心的思念與追求（其實有例外，如段譽和楊過）。

這個現象不好解釋。金庸矢志呈現出中國人的性格情感和心理，而20世紀的中國實質上是現代化（主要是西方）觀念至上的時代，用形形色色的現代觀念或概念去批判傳統（也即所謂的啟蒙），确實可以說出許多道道來，愛情問題隻是一個方面。

“愛情”這個詞和其中所包含的羅曼蒂克本身也是個舶來品。如果追溯至騎士在貴夫人窗前唱小曲的法國普羅旺斯傳統，那麼中國隻有詩經時代有些相像。骨子裡，愛情是一個大夢，是“夢中情人”形象在現實世界上的投影。追求愛情癡迷權力在佛家都是執，都是空，還是斷了好。

金庸小說中的女子高唱“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男子迷戀于武學和權力，雖然在情理方面也許有高下之别，但都屬男男女女的“癡”。他們亦真亦幻，讓人感動讓人流淚讓人扼腕歎息，可都是人生必須經過、值得留戀卻又不得不傷逝、超越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與女兒性的推崇愛情相比，傳統中國重視的是男女之間親情，包括妻性、母性，也涵蓋了女兒性。正如中國有神，西方有上帝，看似相似，實質迥異。

廣義上的愛情中西皆然，都是男女激情碰撞纏綿的表現形式與表達方式。但一般來說，西方式的愛情與上帝都是物自體，自成一統，特别玄乎；而中國的愛情也有夢幻的成分，可它的指向和歸宿還是婚姻家庭，比較具有社會性和日常生活特征。

唯其如此，一個較注重過程和體驗，一個較注重結果和理性（這詞兒聽起來就和愛情矛盾，但确實是中國傳統倫理的規定）。唐吉诃德把胖婆娘如此這般情人眼裡出西施，老實說，這在傳統中國是難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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