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人說，攀枝花市開始建設的時候，本地人隻有7戶，這個城市多達80%以上的居民，都是從當時全國各地而來的三線建設者以及他們的後代。

在攀枝花的街頭，無論講任何一種方言，攀枝花人都無法判斷你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但在新世紀之初，随着攀枝花向舊的發展模式作别，“鋼鐵之城”轉身，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時有流出。随着近年來陽光康養的深入推進，這座“中國西部最大的移民城市”，正迎接越來越多的人回歸。歸來仍是攀枝花———這些歸來的面孔，有的年過古稀，有的正當壯年，有的則芳華正茂。種種回歸，不獨有“耄耋歸鄉”的情結，更有對這座城市新的期待、守望。

離開渡口，回到渡口

口述者：“三線一代”許蒙哲

“渡口”（1987年之前,攀枝花市的舊稱）對我的人生而言，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驿站，一個讓我魂萦夢牽的地方。渡口是我人生的第一個碼頭。她并不隻是簡單地從此岸到彼岸，而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個嶄新的起點。後來，攀枝花代替了渡口，真正意義上的“渡口”，完成了她的曆史功能，就像現實中江河上多了方便的橋，連接兩岸的“渡口”定會悄然隐去。

1968年，我22歲。我帶着簡單的行囊從上海站出發，經過了二十多天的轉換，終于抵達渡口站。穿過雄奇峻險的大涼山後，一座美麗的河谷讓我們“城裡來的年輕人”啧啧贊歎。渡口氣溫日變化大，氣候幹燥，日照多，太陽輻射強，四季不分明。日出要比上海晚一個多小時，夏天的時候，在太陽下非常酷熱，在陰影下則十分清爽。冬天則是最溫暖的季節，幹活都會特别帶勁。年輕人在一起，好像有使不完的勁，那時的我們在高強度勞作之餘，還經常搞一些巡回文藝演出，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日子過得像高爐裡的鋼水那麼火熱。

攀鋼的曆史，就是共和國跑步前進的曆史：1970年出鐵，1971年出鋼，1974年出鋼材。高聳的煙囪、快速運轉的高爐和機器是這座城市的标志和驕傲，至今想起依舊讓人熱血沸騰。璀璨的燈火點亮了巍峨的峽谷，卻也給這座美麗的河谷留下了道道傷疤，失卻了藍天白雲青山綠水的渡口，再也不是我初到時的模樣。1984年，或許是因為年輕時工作強度太大，我的身體有些吃不消了，随後我申請離開，回到上海。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對于渡口，我們是在成就，還是在傷害。

“君住長江尾，我住長江頭”，回上海後，我無時不刻思念着這座城市。但一直沒能回來看看，一方面是覺得心裡有愧，另一方面是缺乏合适的機會。2015年春天，老朋友告訴我，這裡建成了一個三線建設博物館，一定要“組團”回來看一看。

那一次回來，我發現渡口變了，但又沒變。她變了，變成了一座高度現代化的城市，交通、 醫療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渡口也沒變，渡口的天又藍了，水又清了，這裡的人們依舊很友善。刹那間我甚至有點後悔，這麼多年了，我為什麼沒有早點回來。我和朋友們在攀枝花待了一個月，在冬日陽光下回憶當年的渡口。

我們約定：以後的每一年，我們還要回來，回渡口。

我看到了故土發展的希望

口述者：“三線二代” 魏顯歡

在攀枝花，我是一個标準的“三線二代”。

上世紀六十年代，父親從遼甯鞍鋼來到攀枝花參加三線建設，他把青春和激情都撒在了這片熱土上，一家人從此紮根攀枝花。小時候，家裡的日子過得清苦，但并不影響童年的快樂。父母喜歡在席棚子裡給我講工作中的故事，我就蹲在吱呀響的門邊，邊抓青蛙邊聽。那時候，門前的芭蕉林和葡萄藤是我的樂園。

1995年，我17歲，初中剛剛畢業。我回到老家遼甯家裡的廠子鍛煉了兩年。後來去我又去西安，從喜來登酒店的門童開始做起，短短幾年，做到了喜來登屋喜達管理公司的管理崗位。那時候，覺得一切都特别順，有些年少有成的驕傲。

在外闖蕩，常常想家，想菜市場那家羊肉米線，想攀枝花一年四季吃不完的水果。仿佛是命運的安排，2003年，老父母連續病重住院，我放棄了持有公司管理股份的機會，趕回攀枝花，留在父母身邊。

回到家鄉的第二年，我決定開始創業，但并不順利。記得在2004年年底，大年初一，我一個人在被窩裡躺着，我朋友把我從被窩裡拉出來去跑業務……這是一段酸楚的經曆，最窮的時候，身上隻有五塊錢。但在最困難時，父親一直告訴我要堅持。東北漢子嘛，又是搞過三線建設的，有一股子“牛脾氣”。因此，即便再難，我都沒有放棄。

在照顧父母期間，常常想要是有專業的護工幫忙就好了。創業多年後，我發現康養産業有很好的發展前景，于是2008年起，我的創業開始轉向，2011年時機成熟，我正式進入這個行業。

2016年，我加入阿署達的金瑪締康養旅遊服務有限公司。選擇來這裡，有一份“三線二代”的情結。小時候，父親經常來這裡，每次回來他都要跟我們說阿署達如何美麗，現在，我要用父輩建設大三線的勇氣來做這件事情。2016年，我們的項目獲得了攀枝花青年創業創新創富大賽第二名的好成績。

現在攀枝花搞“康養 ”，我覺得大有前途。對阿署達村的未來，我們也打算做産業的“加法”，搞智慧康養，搞特色農産品加工，讓來此康養的人感受到舒适與安心。我更大的夢想是，希望更多的“三線二代”看到故土發展的希望，願意回來，共同建設這座陽光花城。

比寨子更大的世界

口述者：傈僳族姑娘李言琪

李言琪（右）

傈僳族是一個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我們的先民是“一群追趕太陽的人”，她就發源于米易縣新山村這一帶。

我今年25歲，是傈僳族人，小時候我在寨子裡長大，族人幾乎不和外部的世界交流。男人們去山上放羊、打獵，女人則留在家裡種點莊稼、織布。寨子裡的日子安靜而閉塞，直到上學後我才發現，還有一個比寨子更大的世界。

高中畢業後，父母已經拿不出更多的錢讓我讀書。鄉政府了解到我的情況後，決定資助我到去四川機電職業技術學院上大學。這是傈僳族寨子裡的頭一樁，我知道這件事後高興得睡不着覺。但這時候，寨子裡的人都勸我父母，說傈僳家的孩子沒必要讀那麼多書，還是待在寨子裡更好。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龍肘山下，望着層層疊疊的梯田，哭了很久。

政府給父母做工作，我離開了寨子，去上大學。那一刻我就做了決定：希望自己能夠在外邊多學一些本領，再回來改變這個族人們的生活和觀念。

等到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寨子已經改變了當年的模樣。一條水泥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坡延伸到了龍肘山上，茅草房漸漸變成了磚瓦房。我們的情人節“約德節”、舞蹈“斑鸠吃水”還有老人們的織布、刺繡等傳統技藝也成了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産。

但還是有些事讓我擔心，盡管“一步跨千年”大大改變了寨子裡的生活，但這種劇烈的變化也讓鄉親們難以适應。旅遊搞起來了，到寨子裡的人越來越多。記得今年五一節的時候，寨子裡停滿了汽車，陸續有康養企業來，但寨子裡上了年紀的老人們甚至還不會講漢語。村裡發展旅遊和康養，很少人懂得，我知道，是該回家的時候了。

通過政府的公開招考，我回到了寨子。回來前，父母其實并不太支持，她們希望我在城市裡發展，但我告訴她們，和外邊的世界相比，我們族人的這座寨子更需要我。更重要的是，随着寨子的快速發展，也能為我在大學所學的知識提供非常好的平台。我終于回到了新山，繼續為我的民族追趕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