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一名老人在重陽遊園會上拍照留影。

中國傳統節日大緻可以分三類。一類是農曆初一、十五的朔望日，以一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的三元節最為典型；第二類是四時消息的“二分二至”，即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第三類就是“重日”，著名的有一月一的元旦歲首、二月二的龍擡頭、三月三的上巳節、五月五的端午節、七月七日的七夕節，以及九月九日的重陽節。有學者統計過，重日為節，在中國的傳統節日中要占了一半。

朔望日和“二分二至”具備明顯的天文特征，世界上很多文明都會将其作為節日。“重日”為節，則是源于中國古老的術數，似乎是中國獨有的節日設置方式。農曆一月一日到九月九日的九個“重日”中，僅有四月四和八月八沒有轉化為傳統節日。有些地方還有把農曆十月十日作為“十全節”的民俗，但流傳不廣。這是因為在術數之源的《易經》中就止于九。古代術數中，單數為陽，雙數為陰，九是陽數中最大的，即所謂極陽之數。所以，“九”在術數體系中的地位就特别崇高，重日中九月九日的重陽很早就受到了重視。

三國時代重陽日就已經有了節慶的雛形。魏文帝曹丕《九日與鐘繇書》中寫道：“歲往月來，忽複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還有一條經常被引用的重陽節起源資料，來自西漢年間成書的《西京雜記》。其中記載西漢時的宮人賈佩蘭稱：“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如果這條真是西漢年間的記載，那麼足以佐證後世的重陽節習俗除了登高以外，在西漢時期都已經定型了。但是，這一記載的真實年代是存疑的，因為《西京雜記》的成書年代存有争議。

《西京雜記》并非西漢完成的著作流傳後世，而是由晉代的葛洪從家藏的漢代史稿中輯出的，面世時已經是“二手貨”了。而葛洪輯出的《西京雜記》也沒有流傳下來，存世的《西京雜記》是葛洪百年餘後最後成書的，是成于南朝齊梁之際文史家吳均之手的“三手貨”。吳均的“史德”在生前身後都頗受争議，成于其手的《西京雜記》的真實性在當時、後世都受到懷疑。《西京雜記》到底幾分真僞、多少可信，就成了一段大公案，一直争論到清代也沒有定論。比如，乾隆年間紀昀編纂《四庫全書》，對《西京雜記》斥之為僞書，而訓诂大家段玉裁又竭力為之辯護。

既然《西京雜記》真僞存疑，那麼其中對西漢重陽節習俗的記載也不可盡信的。不過，至少可以确認的是，在南北朝時期，重陽節“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已經流行于世了。與後世的重陽習俗相比，《西京雜記》中缺少的隻是“重陽登高”了。有趣的是，“重陽登高”的出處也是這位吳均，出自他的志怪小說《續齊諧記》。

《續齊諧記》現存僅十七條，其中有一條是寫重陽日起源的“靈異版本”：汝南桓景随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

費長房在《後漢書·方術列傳》中有傳，他應該是當時知名的術士，在後來各類志怪傳奇、道教神仙傳中也是常客。“汝南桓景”沒有信史的記載，也沒有其他更多的事迹傳世，不見得是真實的曆史人物。《續齊諧記》這條重陽節習俗溯源，可信度不高，卻可以佐證重陽登高在吳均的時代已經是常見的節慶習俗了。

《續齊諧記》除了重陽節外，還記載了三月三、七月七和五月五三條重日相關的内容，包括今天我們熟知的七夕節織女會牛郎、端午節紀念屈原。

為後世留下不少節日典故的吳均，在公元520年作古，距今已經1500年了。他記載的古老節日至今依然在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中占據着重要的地位，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令人感慨。

到了唐宋時代，重陽節的習俗已經基本固定了下來，産生了不少以重陽為主題的文學佳作。王維的名篇《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脍炙人口，是重陽詩作中的代表。李白有一首不大出名的重陽詩作《九月十日即事》，也很有意思，“昨日登高罷，今朝再舉觞。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苦的不是菊花酒，而是登高望遠的思鄉之情吧。客旅他鄉的遊子，酒杯中盛着鄉愁。

重陽節最後一次變化則是當代。重陽節傳統上是“宜于長久”“求壽”的節日，較之其他節日更有敬老的意義。1989年我國政府将每年的九月九日定為老人節，2012年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每年農曆九月初九為老年節。重陽節因此成為關愛尊長的節日而深入人心，這是對傳統節日一次成功現代闡釋，很有意義。不過，如果能把老年節、老人節改成“長壽節”，或許更能融彙古今，也更宜于長者們的心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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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瑜